记得幼儿园的时候，住在半开发区里的一栋公寓里，一楼。之所以是半开发区，是因为它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而是正在建设的当头，是个成天可以听到机械轰鸣的地方。父亲常出差，母亲常加班，就请了个保姆照顾我。她也许是乡下人——那么黑；也许是城里人——那么机灵，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却仍是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告诉过我，每天晚上我都会蹬被子，还说我“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力气”，说这话的时候她并不气恼，我后来才知道是她每天半夜都要来给我扯被子，我才能睡得那么安稳。那时我还小，要不是她反复说得我都烦了，一定不会记得这段话。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从冰冷的梦中醒来，紧紧裹着被子跑到窗台边——一种低哑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一柄颤抖的电钻里传出来，惊得我眼皮颤抖。我气恼地看着这一切，半晌，又笨拙地爬回床上，却看到了一个人。她站在门口，可能因为我醒着而大为惊讶，赶忙趔趔趄趄地跑过来给我理好被子，那惊悔的眼神盯得我浑身不自在，自然是睡意全无。我好半天不闭眼，可能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失常，匆匆忙忙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上学，以为保姆会像往常一样拼了命似地催我，这次她却在跟我的父母讨论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一句话：“现在手上没钱，有钱哪能花在这种地方？”母亲一直保持沉默，保姆却像是打了兴奋剂似的。以前的经验告诉我打搅父亲说话是要吃苦头的，就一直在门口等着，自然是误了上学的时间，父母却是我不敢恨的，于是便一个劲儿地恨保姆，以至于和她冷淡了好些时日。
那天以后，我们家和工地间就多了垛墙基，但是幼小的我发现，只要我不去盯着它，它就会偷偷“长高”，虽然每次只是一块两块砖的高度。于是就经常故意跑到朋友家玩，因为我被这堵好像有生命的墙勾起了兴趣。那面墙也就真的噌噌地“长”，很快就“长”得超过了一楼，窄窄的，正好挡住了我的房间。我直开心了一个星期，因为少了许多噪音。后来我注意到保姆手上有大块淤青，问她时，她只说是被椅子角挤了，我也就不再关心。
城管来了，奇怪这里为何多了一面墙，就从工地唤来两个壮汉，叫他们把它砸毁。我站在窗玻璃后面，不禁放声大哭，可又畏惧那两个壮汉而不敢出去。哭声引起了保姆的注意，她从厨房里飞快地跑出来，又飞快地跑出去阻止，可没有人理会这位老媪的大叫。
我的第一堵墙，没了。
过了半个月，那堵高高窄窄的墙居然死而复生了。可这次我的兴奋劲儿却不及上次，不会特地为此老往朋友家跑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墙才缓缓拱到原来的一半高。
城管又来了，墙倒后，我没有像上次一样嚎啕，保姆却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
还有第三次，墙还没有我那时的个头高时，对面工地却停止了吵闹，一个葱葱的公园出现了，墙也就停止了“长高”，只留下那一个小小的墙基。
再后来，我上了小学，搬进了大城市，不再需要保姆，我的亲奶奶代替了她。她离开的那一天，跟我讲了好久的话。即使是知道她要离开了，不懂事的我也还是有些不耐烦。好在她发觉自己话太多，讪讪地笑着走了。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一年后父母想起去探访时，提着礼物，却只看到了一座坟。坟的三面有三堵墙，新刷的漆，很漂亮。父亲却在这时说了句话，现在仍觉得好像是在昨天听到的：“三堵墙啊！”父亲长长的叹息惊醒了我，猛地蹿起关于墙的记忆。从父亲的口中我得知：地下这位老人独自过完了一生，没子没孙，也收养不起孤儿院的孩子，才做了保姆。
她的姓在坟头，阴文的“牛”字，名字却模糊不清了。不用父亲提醒，我当即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怀着愧怍。再后来，我做了一件很大人的事：我和父亲商量，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砖，将那最后一面墙垒了起来。
我想，即使没有水泥砌缝，它也不会倒，永远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