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连殳死后“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走出门后，“我”与吕纬甫的方向正好相反。吕韦甫走向了消沉，魏连殳死了，在社会大变革中，精神的革命的突破口却在日益缩小。而“我”要做的是一种积极的抗争。这是鲁迅对自己的期望，也是他对五四新型知识分子的期望。
吕韦甫和魏连殳作为鲁迅魏晋情结化身的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与魏晋文人的处境类似，因为行为思想的怪异不见容于世俗，在愚民和暴政的双重压迫下或死亡或逃避，也在乱世的颠沛流离中，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有人将魏晋时代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五四新文学的目的就在于启蒙、革命，魏晋文人个人意识的觉醒，自然也会体现在新型知识分子身上。而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也同时有魏晋文人软弱的一面，他们无法在现实的绝望中，找到一条出路，完成对社会的革命，只能采取消极的态度来反抗，通过放浪形骸来麻醉自己，与现实妥协以求生存，却始终无法纾解内心的痛苦挣扎。
自我，无数小我革命的失败，自然对社会无法起到变革的作用，在现实面前只能做一个孤独的失败者。
但鲁迅恰恰相反，正如所说，“我要继续抗争，轻松坦然地在月光地下继续进行”。
他一边利用魏晋风度中的反抗旧礼教的精神来提供与黑暗现实抗争的力量，安于贫困的生活和孤独的精神状态，一边也通过小说中这些魏晋式新型知识分子的黯淡结局来反思自我，反思传统，批判，当时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激励他们摆脱传统的不良影响，成为精神界之战士。
他驾车至穷途末路时的痛苦认识。她对现实中无路可走的痛苦的发现，就像为联谊受伤的狼班的长效，产生中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如何做到既亲近魏晋风度中的反抗精神，又不被其消极避世的心态所影响，从绝望中找出路来，这是知识分子急需解决的问题。
现实的黑暗确实让人无路可走，但阮籍的穷途之哭也没有什么作用，告别虚无的清淡，走出痛苦和颓唐，能够站在黑暗绝望里坚持革命的，才是鲁迅所要求的自我，所呼唤的真正属于五四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