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这条熟悉无比却又无比陌生的街道。麦当劳和原来一样红火朝天，店里的装修却又翻了个遍；宾馆还在，守宾馆的大小李伯却走了；水果店和奸诈的老赵依在，水果店旁的铁栅门和门后的旧屋却都随着八年前那硕大的推土机喷着黑烟推掉了。
旧屋很小，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却也足矣。夜晚家人团聚，木门轻闭，屋里也充满人间温情。
推开卧室的门，正对着的是父母的大床，紧挨着的是我和弟弟的高低床，高低床背后是一个玻璃窗。不知多少夜晚，父母加班，我们先睡。我便从上铺到弟弟的下铺来，透过玻璃，数天上的星星，和弟弟讨论着明日又和邻居格卓姐去向哪里。细碎的窃语声渐渐低落，轻轻的鼾声继而响起。夜深了，父母装完了剩余的虫草，轻轻推开卧室门，将台灯打开，把我从下铺小心地抱上去。“啪”台灯关上，整个旧屋笼罩在黑暗之中。
走进客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棕黄沙发、一台几十厘米的电视机、一盆君子兰、一枝开在窗台角的格桑花。也曾几时，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吃着青稞糕，边聊天边看电视，如今这样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
打开木门，来到屋外。旧屋门口有一棵大树，从树上经常会掉一种绿白绿白的大虫子，样貌有些像幼蚕，却又比幼蚕胖了许多倍，十分费力地拱着笨重的身躯，想要回到树上去。我们也总是先检一根树枝戳戳肥虫有弹性的身子，然后再把虫子放进一个瓶里，看它是否会自己爬出瓶子。将肥虫折腾了半天后，才把肥虫放回到树根上。旧屋右边有一条通向深处的土路，时不时可以从那里传出狗吠声，儿时怕狗，就未到那里一探究竟。
我家是进门第二家，第一家是守门人的房屋。那时的守门人有一个藏族女儿，名为格卓，年龄略大，故我们就叫她为格卓姐。格卓姐曾经也是个调皮的大孩子，带着我们满街的蹿，我们还会在傍晚时跑到街尽头的布达拉宫广场上，坐在广场上的一块大石头上，看一批批的游人手中拿着红旗抬头仰望在山巅处的巍峨宫殿；看几个藏族女孩披着乌黑头发，身穿藏服脖戴哈达在游人面前舞蹈；看布达拉宫渐渐融进睌霞中，轮廊愈加模糊不清。
后来，政府要改建这里，这一片的屋子要拆。记得拆的前一天，格卓姐哭着把我抱着，送给了我两个她亲手编制的平安符。卡车缓缓驶出门口斑驳的铁门，我从后视镜中看见了站在铁门前的格卓姐和她身后的旧屋，它仍像往常一样等着它的主人们回家，并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眼前又浮现出和老屋的点滴，不觉泪水涌出眼眶。
前年，我意外在格桑林卡遇到了六年未见的格卓姐，嘴辱蠕动着，却蹦不出一个字来，我俩相视无语。望着这张熟悉的面孔，却再也不能从她身上看见当年那个活泼的格卓姐了，我们之间有一条谁也无法越过的沟壑。
时间磨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