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我想炸点年货，丈夫不愿意，说油炸的食品不健康卫生。他哪里知道，我是想在烹炸中寻找点年味。心理学上，有个极具浪漫意味的“普鲁斯特效应”：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
随着黄灿灿的炸蘑菇在煎饼垫底的篦子里渐堆渐多，空气里飘荡起诱人的香味，我的思绪也开始飘飞。
远的先不说，首先想到的是我结婚前后几年，为了不让怕冷怕呛的母亲受累，每到过年炸年货，我都参与其中。结婚前，都是我和父亲炸；结婚后，我拽了丈夫让他和我炸。每次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起来，一是保暖，一是安全。在半露天的厨房里土灶旁，一干就是一下午，累得腿脚发麻手抽筋，脸热得通红，脚冻得冰凉。
母亲也闲不住，她总是提前准备好要炸的食材，荤的猪肉鸡肉带鱼黄花鱼，素的蘑菇香椿粉丝豆腐丸子。猪肉切成小长条，鸡肉要剁小块，带鱼切成不大不小的菱形，黄花鱼不扒肚子要全的；蘑菇撕成小片，用热水焯一下，再沥水；香椿是春天里留下来的，用保鲜膜包扎好放冰箱里，过年拿出来让它慢慢醒过来，和新鲜的差不多；粉丝用红线绑成一小把一小把，过一过油，像散开的花；豆腐加了葱姜细细地剁碎弄大半盆子。家里所有的碗盆这时节都上阵派上用场，还觉得不够用。母亲根据食材多少精心调配着，最后要留出俩小盆调制面糊用。母亲往往用整个上午准备这些东西，等吃了午饭，我们才开始炸。
母亲把面糊调制地不稠不薄，正好用。食材进了油锅，不溅油不散花，上色快且均匀，炸货外酥内嫩口感好，这都是调制面糊的功劳。这时父亲就表扬母亲，面糊调配地好。
我们烹炸的过程中，母亲总是不放心地一遍遍问，怎么样，炸得好看不，烹油不，脂落子多不，面糊好用不？我说，很好，俺爹表扬你面糊调制地好。她就像个小孩一样，恣地不得了：“那就中。”然后安心地在屋里看炉子，清洗用过的家什儿了。母亲一辈子总渴望得到父亲的表扬，但不多，会调制面糊算是一件。写到这里，想起离开我们三年的母亲来，我情不自已，潸然泪下。
我得了母亲的真传，这次面糊调地也不错。温白开里调好面糊再打两个鸡蛋，干面粉裹好腌制好的蘑菇倒进去，顺时针搅拌均匀，起火，油烧好，一双筷子夹生的，一双筷子捞熟的，一炸一锅，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我一个人就能干当年俩人的。那时为啥必须俩人？其实是需要一个添火的；锅大，一个人也捞不过来。
我又想到小时候父亲和母亲在西边厨房里炸年货的情景。那时我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多少闲书，名义上是在屋里做作业学习，实际上度日如年，心里急躁得了不得。我和弟弟一趟趟跑出去，蹲在父母后面看他们，假装关切地问，怎么样。母亲往灶塘里添几根玉米骨头，一边和父亲拉着闲话，一边抓几块炸肉给我们解馋。吃完了，过会儿再去，母亲就说，好了好了，留着过年伺候人的。我是不大好意思去了，就派弟弟去要炸鱼炸蘑菇炸豆腐丸子，各样都想尝尝。一个下午吃下来，晚饭就不大想吃了。
父母过年聚在灶塘边炸年货的场景像个电影特写镜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往里夹生的，一个往外夹熟的，谁得闲谁就往灶塘里添把火，平时难见的和风细雨地说着闲话。
有一年，父亲的一个同学寄给他一封信，要他再抄五遍寄给另五个人，可以保佑他全家安康，否则，就有祸患。父亲一辈子不迷信，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他却让我替他做了这件事。在那个清冷的下午，阳光里没有多少暖意，父母在灶房里炸年货，我在屋里抄信。信我是抄完了，不知道后来父亲有没有把信全寄出去。
还有一次，那应该是我上师专时，父母在灶房里一边炸肉，一边说些关于我的事，我隐隐约约能听到一点。他们知道我有个男同学和我谈朋友了，俩人就在弥漫着烟火气的灶房里憧憬着我的未来。我听了，更不好意思去抓肉吃了。
今天我在厨房里炸了一个多小时，十几岁的儿子竟然一次也没来讨炸肉吃。真有点失落！我的年味可以在记忆里找寻，而儿子他们的年味哪里去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