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名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一次变革的成功，都无不依赖于一个伟大的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而付出的无比的艰辛与勤奋；当然，“中国梦”的提出，也必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的考量和权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一群没有理想、懒惰成性的人实现它的伟大复兴；同样，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实现它的伟大复兴于一个没有任何梦想的基础之上。70年代美国的“探索宇宙”计划，促成了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美国的伟大复兴；近来“中国梦”的提出，也必将为中国接下来的繁荣与昌盛开启最为绚丽与辉煌的篇章，也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人如若没有理想，就犹如驾脆弱的生命之舟，航行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上摇摆不定一样危险。而一个有理想的人，除了人所共知的成功之外，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在通往成功的旅途上，因为积极地面对，而幸运地躲过了无数次的危险，这甚至都不为他自己所知，犹如一个积极的航海者幸运地躲过迎面而来的风浪而不知一样。
安陵君为了拒绝秦国提出的“易地”请求，派唐雎出使秦国；赵国为了挫败秦国提出的“以城易璧”请求，派蔺相如出使秦国；刘备被曹操追到江陵，不得已派诸葛亮出使东吴，三者皆是弱者出于迫不得已，而皆取得胜利的典范。他们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皆显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救亡图存的机智与大义。倘或没有理想的支撑，“唐雎不辱使命”当属枉然，蔺相如“完璧归赵”也必将无从谈起，而诸葛亮又能靠什么以打动东吴孙权呢？是他们本来就有过人的机智，还是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前提下，激发了他们的机智？历史的观点，必倾向于后者。
当一个人怀抱理想的时候，这理想必然激发他全部的智慧，督促其勤勉而不辞劳苦，以投入到对理想的征战之中。
清朝名臣——曾国藩，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勤勉的典范，最终，在理想的感召和引领之下，让他成为一代名臣。王安石笔下的江西金溪神童——方仲永，因为一个缺乏理想的父亲，最终沦落为常人。
关于理想，国父孙中山先生在访问岭南大学时，曾经告诫，说：“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要想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这里的事业和众人，无疑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怀。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说：“有了物质，人才能生存；有了理想，人才能生活。”
当然，只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还不行，我们还必须做一个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所谓“行胜于言者，成功；言胜于行者，失败”，此其所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