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向来是人们所常常寻思、反复讨论的问题。以怎样的姿态迎接生活、面向世界，是哲学的终极论题。在中国的历史中，大致可将人生态度分为两类：观戏人生与演戏人生。
这二种人生观都具有其合理性，世界恰如戏台，若观众满席而无人出演，必将无戏可看；若演出精彩却无人问津，亦索然无味。因此，社会生活中即需入世演戏之人，也需要出世观戏之人，两者本质上并无优劣对错之分。
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呢？其取决于个人的性格，持“观戏人生观”的人往往是“内向”型，往往冷静淡然，持理智的眼光看待事物，注重内心、自我的反省与改变。恰如朱光潜一生潜心学问，追求“美”的境界，拥有一种修身的倾向，因而选择观戏人生，显出静穆、超脱之态。
然而，持“演戏人生观”的人往往是“外向”型，他们关注世界，并将自已作为影响世界的一分子，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往往显示出热情、激情的处事风格。恰如弃医从文、以笔为枪的鲁迅，对于种种所不满的事常进行直接驳论，在激烈的文字斗争中成为直接参与社会事物的“演戏者”。
两种人生观本质上无对错之分，但在特定的时间里它们各有优长之处。如何集两种人生观优点于一身呢？我认为，常存“静穆”之态，敢为“匹夫”之责是一种良性的结合。
“静穆”，即观戏人生观所蕴含的淡泊从容之态。在平凡的生活中，拥有“静穆”的心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发现、感悟、享受生活，能让我们于纷繁的生活中慢下来，以从容的姿态观察世界，进而审视内心。如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拥有自然脱俗的隐逸人生，从心而行，正是因其拥有超脱的“静穆”之感。
“匹夫”之责是演戏人生观的具体体现。当大事来临、国难当头等危急时刻，演戏人生观中所包含的责任意识至关重要。此时，我们不能只做静眼旁观的冷眼者，而因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连结，秉承“我是什么样，世界便是什么样”的意识投身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发展。革命年代挺身而出的文人志士，疫情当头义无反顾的工作者们，都是尽“匹夫”之责的生动印证。
单单沉于自我静穆、冷静的态度中，也许会丧失面对担当责任的勇气；永远以激进的姿态反问，理解世界，往往令人忽视生活中该有的从容。因此，处于当今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时代的我们，应看到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也懂得危机的潜伏并存，常存“静穆”之心态，敢当“匹夫”之责任。即能够从容地享受生活，亦常有担责的勇气，为时代之生活者，也为时代之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