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你又出去了？”当我拿着出门证走向门禁的时候又看见了身着大衣，带着些许胡子的他。从疫情开始，他每天都在门卫里面坐着，拿着一柄体温枪像一位战士一样给每一个进小区的人量取体温。我答道：“出去买点火锅食材，很快就回来。”他便笑着回答：“快去快回，记得把口罩戴紧。”
这个叔叔姓王，在这个小区住的久的人都叫他王叔。
他并不是我们小区居住的，但是，我只记得从三岁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他就在我们这个小区工作。
别看我们都称他为叔叔，但实际上王叔啊，已经是一个奔60的大爷了。其实保安这个活早不用他来干了，可是他却一直强硬着说：“我还可以的。”这次疫情下的保安工作可谓是最危险的时候，按道理说，今天这个年应该是他轮休。但是意外发生了，原定的那个小伙子因为防控困在了外地，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他一张请愿书拍在了业委会桌上，说：“我家里也就我和媳妇两个人，过着怪冷清的，这次我来守着。”大家纷纷阻扰：有说这个时期危险的，有说怕他感染的。王叔梗着脖子，咋么也不服老：“那些小年轻身体可不一定有我好哩。”大家一时也无话可说了，只能暂时同意了这个请愿。
可谁知，这一干就是一个月。从二月一日到三月一日这30天里，他每天赶着朝阳，戴着口罩5点来接早班，22点顺着路灯最晚回去，天天如此。从二月一日上海正式开始实行无接触配送开始，王叔又多了一项工作，看菜。每天一个接着一个的外卖员络绎不绝的到来，一个小桌上堆不下了，有些只能放在地上。王叔就回到自己家里，搬来了一个很大的木桌，摆在那里。王叔闲不下来，他看着一下雨就会被淋湿的菜，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说干就干，他联合保安部的2、3个人用了3天做出了一个简易的小棚子。这样就再也没有一个被淋湿，误踩的蔬菜了。
就在我居住的旁边2号楼，就有一位从外地回沪的隔离人员。可是如果不能出家门，就拿不了点的蔬菜了。王叔又主动承担起了这个新任务，他每天一看到这户人家点的蔬菜，就蹬蹬蹬的跑过去，把菜送到门口，猜猜汗，继续给每一个进小区的人量体温。
我很快就提着一大袋火锅食材回来了，又看到那个站在门卫的王叔。他拿着一个体温枪走了过来，对我笑笑：“回来了，哦，35.7没啥问题赶紧进去吧，外面风险大。”我看着他，那一副略显苍老的脸上胡子啦擦的。而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像那些远在武汉跟病毒的医生们一样，用自己的坚守，诠释了属于自己的责任。病毒可能会吹散生命，但是吹散不了的是人心，那一颗用爱与责任描绘出来的璀璨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