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个社会的文明素质，取决于那部分素养不高的群众。面对素养短板，体制需为其量身打造一块钢铁补丁。
19世纪中期，强大的欧洲国家用炮火轰开了中国国门，这既是生死存亡的挑战，也是涅槃重生的机遇。处于长达100多年的社会动荡中，文明在碰撞中破碎，在破碎中重生，新的体制横空出世，而公民素养观念还没发展起来。公民素养观念的形成在于少时的成长环境，需耳濡目染，需潜移默化。在时代的过渡期，这是稚嫩的素养文明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国人较低的素养无法跟上物质发展的脚步。是“先小人后君子”制度设计逻辑的底盘。
将眼光拉回到生活，人们常常能看到被媒体捕捉到的各种不文明的行为，公民的不文明素质被一次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国人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在素养观念无法大致统一的情况下，需要体制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方向。刚刚平定山河之乱的中国，深知一个国家紧跟世界潮流的重要性，于是带着新生的“骄阳”，马不停蹄的追赶世界潮流，用尽全身力气跻身世界前列。以至于新生的文明没有时间沉淀，无法历经自然优胜劣汰。因此在我国，“先小人后君子”的制度设计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基于国人素养普遍不高，用体制给人们制定一个方向，同时用体制约束人民。这是柔也是刚。日新月异，从而实现全国人民素质的整体蜕变，如此体制，其对人性本恶的假定逻辑，是迫于现阶段下国人普遍不高的素质，也是迫于历史沉淀的缓慢。
在欧洲，文艺复兴在14至16世纪掀起一波热潮，文艺复兴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雨露甘霖让整个欧洲遍地生花，百花齐放。启蒙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的二次爆发，文明的高度再一次得到质的飞跃，经过历史的沉淀，经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欧洲的文明素养在现代依然是佼佼者。优良的公民素质让欧洲在法治上得到一个良性循环。
相对中国对古迹文物的严防密控，漫步在巴黎的街头，这里处处都是古迹文物，历史在这里是鲜活的，是他们的古迹文物没有价值吗？不，显然不是这样的。这样是因为欧洲公民普遍拥有较高的素养，从而为其诸多的体制安排增添了强大的底气。在法国，国民的素质素养高度，让领导阶级将部分“权力”交由人民，逐渐减少公民的傲慢与偏见，其体制在为不文明者划出底线的同时，又不伤文明者的自尊，这便是法治的良性循环，这样的法治是基于其国民的素质高度，也是基于历史沉淀后的文化底蕴。
不同的素养高度匹配不同的体制。就中国而言，在人民素养逐渐提高的同时，体制也要适当的“抓”和“放”从而辅助人民朝更优良的素养进步。只有进行对文明的度量，才能构建贴身的体制新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