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的大街，沿街紧闭门窗的小店，你以为这是某个废弃的城市？错，这就是过年时的上海啊，每年临近春节，大部分的外来人口都回家乡过年去了。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并从那时开始，它就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游子在过节时都要回家欢聚。对于来上海打拼的人来说，年关是一个契机，让他们得以在繁忙的一年中有时间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这也使得上海从一座“堵城”变成了一座“空城”。就算是街上人少了，也没有影响年味在整座城市里渲染开来。小区的门口挂上了红艳艳的灯笼，就连路上的树也挂起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我喜欢春节不仅仅是因为它融吃喝玩乐于一身足以满足一个孩子的天性，更是因为能够收到压岁钱。嘴上说着推辞的话，手却诚实地接过了红包，一边说着谢谢，一边隔着厚厚的红纸推测里面到底有多少张“红色毛爷爷”。过一个年，身为孩子的我总是收入不菲。
如果要深究压岁钱的来历，那就得从一个神话故事说起：从前，有一只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它专门陷害小孩子，传说它在小孩头上摸三下，孩子就会开始发烧，呓语，最后变得痴呆。有一户人家在无意之中用红纸包裹了8个铜币放在了孩子的床头，意外地吓走了“祟”。后来，这个方法在民间流传开，由于“岁”与“祟”同音，压“祟”钱最终变成了压岁钱。
压岁钱起始于汉代，当时它被称为“厌胜钱”并不具备货币功能，只是佩戴在孩子身上的饰品，在其正面刻有“天下太平”类似于此的吉祥话，背面刻有龙凤，双鱼等。在民国，长辈把100文铜币当做压岁钱给晚辈，象征着“长命百岁”。当纸币开始大量流通的时候，长辈又以连号的纸币给晚辈，意欲连连高升。可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压岁钱都是长辈对于晚辈的一种祝福。
妈妈说外公是个生意人，在她小时候她们家就已经是万元户了，在乡里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家里给每个人的压岁钱只是为了讨个彩头，区区两毛钱罢了。那个时候，她就用女孩子家涂唇的红纸拿来换她两个弟弟的压岁钱，我的两个舅舅拿了红纸就去扑红脸蛋玩，而她就用六分钱买了六颗糖吃。在当时，压岁钱对于孩子们甚至没有玩和吃来的重要。
这让我想到2014的一份调查，它显示北京90名10到13岁孩子中平均收到4867元压岁钱。其中，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共有18个孩子，一共收到了10。41万元，平均约为5783元，高于压岁钱平均水平。从前，看过一篇微小说讲的是一个官员在过年时以孙子的压岁钱为由收人贿赂。我看时不过是当做一个故事罢了，现在想想这何尝不是某种社会现象？现在的压岁钱就算不是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它也渐渐成了孩子之间互相攀比的工具。
于是，我终于意识到一个问题：“压岁钱到底是压岁还是压钱？”从前，我们从压岁钱得到的快乐是翻开枕头看到下面的吉祥的红色包装而不是打开那个红色包装所看到的纸张个数。
我们可以不去考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压岁钱失去了它本来祝福的善意。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压岁钱原有的传统意义并且让它传承下去。
那一刻，突然有一个想法窜过我的脑子，我的手慢慢伸向口袋里刚刚收到的两个红包。我把它们拿了出来，交给了爷爷奶奶。没错，我要给爷爷奶奶压岁钱。
在历史上，压岁钱本来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送给孩子压祟，一种是送给老人压岁，后者的这个“岁”是指“年岁”的“岁”，压下了岁月的增长就能活得更加长久。
压岁钱的变味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类似于压岁钱一样的文化走向变味，甚至于走向灭亡。中国上下五千的文化，我们不能看着它慢慢不能看着它走偏，更不能看着它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