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中有个有趣的效应“群体无知”：当你身处危难时刻，哪怕周围有众多行人走过，却无一人停下帮助你。而是等你鲜明指出：“那位穿运动装戴鸭舌帽的男士，麻烦您帮助我一下。”这时才会有人做出行动。
为什么我们缄口不言？
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是以“和”为贵，所以受几千年的儒学文化熏陶，大多数时候，争论被认为是不对的。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有人认为不论怎样也无法改变对方的立场，所以不如沉默。于是我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沉默了，互不干涉了，就意味着“和”了吗？面对争端，小心谨慎地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隐藏起来，不与人展开辩论，那人与人之间观念的差异永远存在，对立永远不息。所以，在面对争端之时保持沉默，实际上不但不能消除对立，减少隔阂，反而扩大了差异，拒绝了相互理解、表达自我的机会，反而貌似“合”神愈离。
所以我们提倡“和”，但更要包容“不同”，以更开放的姿态进行思想的碰撞。
辩论实际上辩的不是事物本身的对错，而是我们对于事物的一种态度。有幸看过2017年大学生辩论赛。其中的冠军角逐发生在香港大学与厦门大学之间。那一次的辩论题目是“哲人王”之治好还是“以法治国”好？从古至今，两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展现。“哲人王”之治虽在当今社会并不推行，可在柏拉图、孔子等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中似乎也未尝不可。当人们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律对人只是底层约束，而更深层次的则是道德约束。两者的对比引起的是人们的深思。辩论中即使不能改变对方的立场，但陈述双方的观点使思想引起共鸣、使观念不谋而合不是比沉默更好吗？
正如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北宋的王安石施行变法，励精图治。可这样一来必定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贵族元老。于是守旧派大臣代表司马光便致信王安石，才有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事之说。难道给王安石这封信他就会停止改革吗？不，不会的。难道王安石回了这封信守旧派就会支持改革吗？不，也是不会的。所以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何处呢？在于两方都会更加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意图，皆以民为本。两封信都抒发了为国为名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可谓不令人潸然泪下。更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态度。
所以拒绝做沉默的大多数，辩论不一定能改变事物的本身，但我有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