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难以跟上国家发展，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一个阻碍民族前进的问题不应该被耽搁太久，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摸索人与制度的平衡。依我之见，当以法，以制度约束群众，树文明的教条，来框架世事百态。劣习是无法引导的，我们要从最根本点出发，穷问题之源头，扶正树苗的成长方向，重伐长歪的树杈。而治人方略，当寻于历史，并究于现实。
历史的沉淀，是一个民族样貌与精神的基石；反之，如今素质问题的根源，在历史上都是有迹可循的。
我国之礼，是为大礼，出自周公与孔子，是人事的教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朝堂公知，人伦天性。但是却不拘小礼，从来没有人斥责在路上吐痰是违礼的。不存在基础的文明的教条，所以民族在小礼方面是有不堪。相较于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是时代精神，它化在那段历史的每阵风中；它虽然不规范群众，却是润物细无声，对群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教化。
由此，两者就素质一方面，无法直接相比；再论如何对待群众一方面，更是不相径庭。
今天，在舆论的浪尖，我们看到许多为所欲为的跳梁小丑。在国外的人来人往中，对中国游客的不满沸沸扬扬，卫生间的杂乱不堪，餐厅里最大一声的喧嚷；在前进的高铁中“霸座哥”“霸座姐”，逼逼赖赖，满嘴跑火车，倒是心有猛虎，龌龊至极；在川流不息的公路上，还有“大姐大”目中无人，大放厥词……
太多的太多，已经不单是小礼，甚至连老祖宗的，忠、信、礼、义、仁都忘得一干二净。身无法，心无德，从何而谈文明的教条？穿上“北京比基尼”的阿伯，故宫撒欢儿的青年，往“禁止攀爬”上攀爬的小男孩，由上而下的无礼！从何而谈文明的磁场？甚至有人立于法度之上，从何谈法制的底盘？
在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情况下，实在不适合再用怀柔手段来对付低劣的素质。想要除陋习，无异于取代一种低级思想，而约束思想，正是我们老祖宗常玩的手段，它们虽为封建而生，却又未必不能为社会主义而用。
我们迫切需要公民素质提升，需要做出改变。而提到改变，我们就会放眼未来，也就是孩子。孩子的性格与三观来源于父母，也就是我们认为素质有待提高的一代。由此，我们可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至明太祖“八股取士，兴文字狱”。凭家里的教化并不足以改变这些未来，这便需要国家，广撒文明道德种子，那孩子看到社会应有的模样，与令人愤概的丑态。立起文明的教条，让孩子愿意去培养素质，愿意去做有素质的人。学校是孩子成人的铣床，棱角与性情皆由其打磨，穷山恶水难养出好树好人。学校应掀起文明校风，革除向恶的流行，教导学生于文明方面谨言慎行，莫以恶小而为之，将文明的教条打牢，深入人心，让文明的车载一方通行，让学生“自缚手脚”，做个素质良才。
通过多方结合，对学生的礼仪与三观进行完善，最好的结果是孩子能将良好素质反哺家庭；做不到也无妨，因为我们的未来受礼，心中有文明的教条。
国家对国民素质动干戈时，难的是三观与人性成型的个体，因为其是无法教化的；他们都是社会的“老油条”。就算妆起文明的教条，他们也会“心如止水”地跨越，毕竟人的皮囊尚且不值几文钱，更何况道德的外衣？说与不得，当以严苛的手段掐遏，那两千年前，始皇帝“焚书坑儒，以法革人”是最好的表率。既然道德无法约束，那就只能立制度，法度来规范、针对、钳制、处罚低素质者。火苗不湮灭只会往上窜，劣徒不打击只会变本加厉。以规矩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叫那屡教不改的顽徒切实感到压力，防止暴露其野蛮，失德的本质，更需要拿稳戒尺，越界则重叩，给予教训。这并非是社会规则对国民素质的不信任，更不是充满恶意的对抗群众，而是以制度一点点圈出文明的磁场，以莫大的吸引力，将文明背弃者扯回文明中，抓高素质；一圈圈磁场在侧，能打破官僚高低级的裙带关系，栓回法度之上的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将文明的教条固化为教鞭，抽的是不文明的人，而文明的人会由于法度之间，从心所欲，不逾矩。
文明的教条，是树新礼，以引导未来；是立制度，以治克刁民。简单粗暴之下，立竿见影，绵延不绝。这样一个政治措施将对社会的劣根进行直接冲击；久而久之，当文明的教条完全融入社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届时，国家于国民素质一方面才能更进一步，民族才会有更光彩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