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字典里，改良与革命分属褒贬迥异的两个极端——对于革命，多年“爱国历史主义”熏陶下自会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亲切与好感；提及改良，却不由自主想起《茶馆》里“越改越‘凉’”的王掌柜，掩饰不住地嗤之以鼻。甚至权威的历史教科书中也不自觉渗透出这种情绪。无论对象是“圣雄”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抑或“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开展的“黑人民权”运动，言简意不赅的介绍后总会如此这般酸溜溜地结尾——“用非暴力来限制群众运动，防止社会改良转变为革命，以便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利益能够容许的范围内。”
“革命”一词，本指革除天命。帝王既受命于天，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自然就是“革命”。可回溯上下五千年，又有哪一次王朝更迭，江山易主能逃脱得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定律。更不用提饱受战乱煎熬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人张养浩穿越七百年时空的悲叹，至今仍振聋发聩。
由此可见，暴力革命不见得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选择。所谓“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当社会形势并未呈现“不得已”情况，即改良仍具可行性时，贸然选择用革命的暴力形式打破旧有的统治秩序，不可避免会对社会正常秩序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带来一连串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当然，不可否认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会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涤荡一系列旧有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的落后因素，仅就这点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劳永逸的。这也就很好解释它对追求立竿见影的国人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了。不过两者就如天平两端的砝码，轻重分寸很难拿捏。即便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之后，也足足花了七年多的时间，才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而“天平”一旦失衡，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其中尤以“太平天国”最为典型。
从“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来看，鸦片战争后，“鹰眼四集，强邻环伺”。团结一致，共抗外侮方是正确的选择。而此时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明显是一场“内耗”，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而当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时，作出的选择“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出发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无疑棋高一着。
梁任公尖锐地指出：“（太平天国）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话虽有些偏激，但仅从“太平天国”的一些宣传口号中便可窥出端倪。《天父诗》中堂而皇之地写道：“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这完全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老调重弹，与其标榜的拜上帝教宣扬的“平等”不知差了十万八千里，“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说到底还不是搜刮民脂民膏，供他洪秀全一人穷奢极欲；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城略地，青壮年男子被掳为兵丁，女子则沦为奴妾，老幼无一幸免。连之前热切推崇革命的马克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辛辣地指出：“（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太平天国”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的事实却被教科书“为尊者讳”的有意无意的忽视，“太平天国”依然享受着“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革命”的称谓。不错，规模的确巨大，但正是这“波澜壮阔”的革命暴力洪流，彻底摧毁刚刚成气候的金融业。
再看看近邻印度争取独立的方式。甘地选择“非暴力不合作”是明智的。就当时的印度而言，暴力革命或许终究能够争取到独立，但却会让印度民众的血充盈恒河。“如果以谋杀流血来获得自由，我宁可不要。”这就是甘地的选择，日不落在这个选择面前低下了傲慢的头。
改良与革命真的无法调和吗？也许换个角度看两者就不是那么截然对立了——改良可以说是温和的革命，革命可以说是激进的改良。两者的对立集中表现在实施手段的不同。若二者各取所长，融为一体，即是改革。其成效，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