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考作文

面对高考作文集合七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作文吧，借助作文可以宣泄心中的情感，调节自己的心情。一篇什么样的作文才能称之为优秀作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面对高考作文7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几次考试落榜之后，我渐渐不想和别人说话。不想待在人多的地方，甚至不想笑。这次月考前的运动会，我选择了离群。

虽已入秋，午后太阳灼烧眼睛如针扎般的疼。我用轻蔑的眼神瞟着为与自己无甚干系的人—加油的观众，觉得他们好傻。

“水？”面前鸽子穿着白短袖的少女挡住了太阳光。我用眼角瞥了眼桌角的水箱，她拿了瓶水，径自走了到我身边，大大咧咧地坐下。“姐你好奇怪啊。”她脸上漾着的笑，好似正午的向日葵。她是初二的风云人物，班花兼校草，除了考试样样在行，也是我在乐园的后辈，总是那么快乐。“这可不行呢，你看，是男子1000米呢！”我抬了抬眼。“跟我有什么关系。”“别这样，乐观点儿，来笑一个，喊声“加油”看看”。我笑她的天真烂漫，待她上了高年级，面对大部分来自昔日的同伴，今日的敌手时，是否还能再这样想下去。“人嘛不能太自私，你遇到什么不顺，不要怪到别人头上去。人们就是要互相竞争，互相扶持才是能进步的………。”

突然，看台上的噪音忽地大了，操场另一角在跑道上挣扎的少年，就是这样突破了身体极限的他，在好友、班友、老师、陌生同学、陌生教职工的呼声中像匹战马飞跃过终点线。我深知若没有老师、没有同学，独他一人绝对无法跑下去，但正是由于有了来自群众们的帮扶才能走到这一步。鸽子鼓起了掌，大家鼓起了掌，我也举起了不知忘了多久如何去肯定别人，却拼命追求别人肯定的双手，向一个不相识的少年致以敬意。

头一次，我如此深切体会到群体、群众的重要。鸽子回头看着我，重复她一成不变的胜利的微笑“看吧，我就说过和大家待在一起是一件很好的事吧。”我笑笑，有些惭愧地点了点头。

照在银杏叶上的阳光是金色的，温暖着我的心。我明白鸽子说的是正确的，有时候与同伴一起进步，才是最好的。

郭刚堂，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的幼子郭振走失，从此他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来，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了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但18年过去了，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失子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的儿子被人贩子抱走后，他曾发动亲友进行过拉网式搜索，但无济于事，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开始天涯寻亲。就像《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他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他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一张用旧的中国地图上，郭刚堂用红笔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标记着自己的足迹。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神，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辛。儿子刚走失的一两年，他有次骑车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可他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看着老板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郭刚堂就眼泪上涌，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他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他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舞团老板甚至想挖他过去唱歌。可在儿子走失之后，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只有在路上 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一路乞讨、流浪。为了省钱，他找寺庙、道观借宿;怕跟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他也要硬挤出一张笑脸，求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很多人劝过他，不如重新开始。但即使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郭刚堂依然听不进去。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了。”付成至今仍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妻子张文革从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自己拦不住。最初几年，她目送丈夫骑摩托车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有年冬天，郭刚堂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发现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指裂开口子。半夜实在骑不动了，他就躲在一个小土堆后休息，困意阵阵袭来，可零下30℃的气温，他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他只能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只有一次，他骑到大别山遇上大雨。山里的大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砸在他的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抱怨：“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车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郭刚堂被卡在水泥桩中间望向悬崖，觉得跳下去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在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彭三源觉得，在无数寻亲故事中选择郭刚堂作为主线，除了十几年骑行寻子的故事具有天然公路片的架构外，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中，郭刚堂更展现了人性中最坚忍的意志与爱，他是把无形的父爱具象诠释得最充分的人。可郭刚堂说，这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在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回家的路 一走18年

20xx年秋，有志愿者告知郭刚堂，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提供信息说，这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的特征。

当地警方公布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人屏住呼吸，用力倾听，对方告知的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一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郭刚堂想扑上去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上。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这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他的儿子 ……此处隐藏4834个字……他们吃饭喝酒。

结婚之后，有一次回乡过年，与妻子闹了矛盾。妻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条板凳上，我闷闷不乐地坐在另一条板凳上，父亲坐在对面，母亲惴惴不安地站在父亲身后。父亲严厉地把我训骂了一通。训完了，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坐过来！又轻声对妻子说，你也坐过来吧。我坐在了父亲左边，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亲右边。父亲从不和女人坐一条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亲和姐妹。那是唯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时与父亲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请父母进城住几天。客厅小，只放了一对小沙发。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另一只沙发对父亲说，您坐吧。父亲走到沙发边，犹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转身对母亲说，你也过来坐一坐嘛。沙发太小，两个人坐在一起，很挤，也很别扭，我干脆坐在了沙发帮上。父亲扭头看看我，忽然站了起来，这玩意太软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亲就执意和母亲一起回乡去了，说田里还有很多农活。可父母明明答应这次是要住几天的啊。后来还是妻子的话提醒了我，一定是我哪儿做得不好，伤了父亲。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吗？不是我不情愿，真的是沙发太小了啊。我的心，隐隐地痛。后来有了大房子，也买了三人坐的长沙发，可是，父亲却再也没有机会来了。

父亲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主动坐到他身边，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侧身听我讲。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无论我当初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后来调到报社上班，他都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对我的工作内容，他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有一次，是我升职之后不久，我回家报喜，和父亲坐在板凳上，年轻气盛的我，一脸踌躇满志。父亲显然也很高兴，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滔滔不绝。正当我讲到兴致勃勃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翘了起来，我一个趔趄，差一点和板凳一起摔倒。父亲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稳喽。不知道是刚才的惊吓，还是父亲的话，让我猛然清醒。这些年，虽然换过很多单位，也当过一些部门的小领导，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于父亲给我上的那无声一课。

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机会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会往边上挪一挪，留出一个空位，我觉得，父亲还坐在我身边。我们父子俩，还像以往一样，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在陈旧而弥香的板凳上，任时光穿梭。

在德国病房

今年3月中，一个平常的下午，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所居室里，我突发腹绞痛。丈夫弗洛还在上班，孤单的我只好蜷在沙发里忍着。

“应该是阑尾炎。”弗洛回到家，皱着眉头说，同时责怪我没有早点给他打电话。那时已是晚上9点了。

他的判断跟我的一样。只是我们都太大意，以为经过物理处理会缓解，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内心根本就非常抗拒上医院。

我的父亲，最后几年就是在医院和家这两点一线间度过的。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东西就是药，就是一点一滴进入血管的冰冷液体——有时5个小时，有时8个小时，有时连续一周从不间断。

那双陪着我长大的手，变得越来越冰凉，斑斑瘀痕越来越触目惊心。

我无法责怪医院没能挽救父亲，但那苍白的环境、痛苦的呻吟、度日如年的煎熬，至今仍萦绕在心，让我难以承受。记得后来清理父亲的房间，那剩下的整整一抽屉的药令我失魂落魄地呆立了好久。

这世上，并非只有泪水才刺痛人心，有时候，一张相片、一枚硬币、一粒药丸，也能让人颤抖不已……凌晨1点，弗洛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我最终还是捂着肚子上了车。

那座三层楼的医院，已算是居所一带规模相当大、条件相当好的了。

一个多小时后，血液分析出来了。没错，是阑尾炎，只不过多了“急性”二字。医生让我住院观察。而事实上，他们应当立即为我做手术的，阑尾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阑尾穿孔，若那样，所引发的急性腹膜炎会是致命的。

不幸我属于后者，更不幸的是，不知是医生太过乐观还是人手实在不够，直至第二天上午11点，我才被推进手术室——不仅阑尾已穿孔，炎症也已在整个腹腔扩散开来。若手术再晚一两个小时，这些文字估计就永远没机会写出来了。

虽然手术做得有些迟，虽然出来时我身上多了三道口子和一根腹腔引流管，但我活了下来。中国的一位好友发来短信：“在德国做的手术，就完全放心吧。”

当时没人知道，我们都高兴得太早。

我住的是普通双人病房，病友是位72岁的老太太。

她英语说得很好，擅长与人交谈，虽然脖子上的淋巴瘤手术伤口让她有时呼吸困难。

她曾是个服装商人，由于多年来缴税完整，因此可以享受所有医保。那种我从头穿到尾的围裙般的病服，她在术后当晚就扯下来了，她有自己花花绿绿的漂亮睡衣。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她必须做且放在第一位的事就是化妆——卫生间的壁柜，根本就是一个小型化妆品专柜。她的裤子永远笔挺，皮鞋擦得一尘不染。

我不知道手术那天，她是不是也带着一脸妆容进去的。

她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我从没见任何人来探望过她。偶尔，会有一些电话打进来。“都是些以前的老友，能说话的已没几个了。”她说。这里的“能说话的”，指的是还活着的。

化好妆，等医生查完房，用过早餐，她便雄赳赳地到楼下花园——抽烟，哪怕晚上她经常咳得惊天动地。一咳，伤口就痛，可她不在乎，只要有一点可能，她就紧闭双眼努力入睡，就像吃饭——每次吃饭她都犯恶心，可哪怕上一秒刚吐出去，下一秒她又会继续往嘴里塞食物。那段时间，我的那些动也没动的鸡腿或猪排都是她帮忙解决的。

她这种顽强的生命底质真是令人吃惊又钦佩。

某天，护士前来为她换药，她突然有些顾忌地看看我。我们都知道，在医院是极难维护躯体隐私的。可当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只有闭上眼睛。

但最后还是看见了——另一位护士前来为我做肌肉注射。那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瞥：对面的那个躯体，所有能够看到的地方都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疤痕，不同色泽的新老肉芽四处突起、扭曲，很多地方的皮肤由于缝合拉扯，就仿佛被用力揉搓再展开的牛皮纸……原来，她不是顾忌裸露身体，而是顾忌裸露那些可怕的伤疤。

“没办法，我的身体从不肯老实，总要折腾点事出来。你也看到了，因为这丑陋的身体，所以我没办法找男人。”她带点儿自嘲地说，一边迅速穿上衣服，涂好口红，并围上一条浅黄色丝巾。

这一生，她共做过20多次手术：胃、肠、乳房、子宫、脖子、脊柱、大腿……她又下楼抽烟去了。我的脑袋里却一片凌乱，那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躯体仍如此清晰。我不知道，要有怎样的力量，又要有什么样的豁达才能每天面对这样一个身体，这千疮百孔的人生。也正是那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在吐过之后依然能心平气和地继续进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探视，妆容仍是一化再化——对一个时常面临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举重若轻”更好的药方呢？

一个晚上，我突然被阵阵呻吟惊醒——她正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

她没拉铃。也许她太了解自己的身体，也许那些总是跟她谈天说地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并不能给予她真正的帮助。总之，她就那样，任自己像缺水的鱼般沉重地呼哧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