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宽容并非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与纠纷，如若我们为此进行战争与厮杀，那么我们终将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倘若我们能站在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的高度上，选择宽容，互相解决困难，那么，很多问题或许就会别有洞天，迎刃而解。
管仲与鲍叔牙是一对知音，在管仲几经危难之时，甚至把鲍叔牙都带入窘困，但鲍叔牙却并没有远离他，而是选择了宽容与帮助。后来，鲍叔牙又在齐王面前推荐管仲当丞相，而在管仲临终之时，管仲却并没有举荐鲍叔牙。世人对此不解，以为管仲忘恩负义，以为鲍叔牙选错了朋友；然而，如果我们能站在国家的高度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不管是鲍叔牙对管仲的举荐，还是管仲对鲍叔牙的不举荐，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同样，鲍叔牙之所以能宽容管仲，也并非像管仲所说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而是鲍叔牙从国家利益出发，为齐国培养并保留了人才。管仲和鲍叔牙这种超越生死的宽容，正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腓特烈大帝，这位因鄙薄德语而闻名、讲法语的国王，在他看来，除了与狗说话以外，德语不适合人们之间的任何交流，但当他的大臣赫兹伯格用德语翻译了一段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上呈给他，并表达了自己与国王的不同观点：“依微臣之见，德语译文之扼要明晰未必逊色于法语译文”后，这位伟大的国王却表现出了他少有的谦卑：“朕愚陋无知，竟与博学如卿者论及拉丁文学，尚请见谅，朕或思虑不周，卿莫介怀。”腓特烈大帝的宽容难道是建立在个人恩怨之上的吗？显然不是，他必定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的。
南非著名总统曼德拉，出生于歧视黑人的乱世，从小被白人欺凌。当他大学期间被黑人、白人平等的理论深深打动后，从此走向了为南非争取和平统一的道路；但也正因为此，他被白人当局视为了最头痛的人物，并把他囚禁到了罗本岛监狱，经历了长达27年的监狱生活。然而，在坐牢期间，他并没有怨天由人，也没有憎恨白人，而是选择了磨练自己的意志，修身养性。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时，说道：“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当他成为南非总统之后，并没有呼吁黑人进行仇恨、屠杀，而是呼吁南非黑人将长矛扔进大海，选择了与白人政权和解。他说：“解放斗争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斗争，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不难发现，曼德拉的宽容并非建立在其个人的恩怨之上，而是建立在了整个南非的和平与统一，以及人民的福祉之上的。与此相反，同时期的非洲国家——卢旺达却选择了仇恨。在连年的战火当中，八十到一百万人因仇恨永远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倘若一个人不懂得宽容，或者说仅仅把宽容视作个人之间的行为，那么他就只会重现卢旺达的悲剧，而无缘真正的安宁。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与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与谋一时”，惟有上升到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的高度，宽容才真正因为体现它的价值而存在。如是！
【篇二：宽容并非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
苏格拉底曾言：“宽容不是始于高尚，而是始于天然：不应因别人的举止粗鲁而生气，正如不应因身体上有缺点而生气一样。”因此，站在个人的角度上谈宽容，这种宽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宽容只存在于民族，国家，或者说人类的前提之下。
曼德拉在饱受二十七年的牢狱之苦后，并没有将自己的怨恨发泄于任何一个白人身上，相反，他却化干戈为玉帛，使南非躲避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假使在他出狱之后选择的第一件事不是宽容，而是一昧地报复白人，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永远处在仇恨之中，南非将永远没有未来。在他后来对自己出狱时心情的描述中，他写道：“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的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为什么曼德拉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选择了宽容？因为尼采说过：“伟大的自我意识，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曼德拉正是考虑到了种族歧视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迫害和全体人民的福祉，才会以大局为重，与白人握手言和的——他的宽容建立在了国家之上。诚如他在就职演说上所说的：“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把南非建成一块没有仇恨和歧视的土地，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
清朝时期，宰相张廷玉与一位姓叶的侍郎的老家都在安徽桐城。两家毗邻而居，都要起房造屋，但为了地皮，却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修书到京城，要张宰相出面干预。但这位宰相到底见识不凡，在看罢来信之后，立即作诗劝导老妇人：“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汉始皇。”张母见书明理，立即把墙退后三尺。叶家见了，深感惭愧，也马上把墙向后退让了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成了有名的“六尺巷”。张廷玉为什么能在身居高位的情况下，选择宽容？显然，他的宽容并不以自身为前提，而是以邻里和睦为基础。
“天称其为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什么才是真正的宽容？如果宽容仅仅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像苏格拉底所说，这样的宽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宽容必然建立在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之上。
【篇三：宽容并非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
生活中，我们常听他人说要宽容，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宽容呢？宽容是从一个高尚的目的出发，采用的一种高尚的手段。
管仲和鲍叔牙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管仲说：“吾使困时，常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与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牙非但把管仲从监狱中救了出来，而且还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为宰相；然而，管仲在临终之时却并没有向齐桓公推荐鲍叔牙为宰相。这在我们看来，管仲似乎有些忘恩负义，不近人情，根本不把鲍叔牙作为自己的朋友，但实际上，鲍叔推荐管仲做宰相也不是因为他和管仲之间的友谊，而是为了国家；管仲不推荐鲍叔做宰相，同样也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也是为了国家。不管是鲍叔牙对管仲欺骗的宽容，还是对管仲不举荐自己的谅解，都不是建立在个人情感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为了齐国的复兴与霸业。
管仲与鲍叔牙把宽容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层面上，这样的宽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容。诚如陈澹然所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与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与谋一时”。宽容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而应该在国家、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层面上。“绝缨之宴”中，人们将宽容，指向楚庄王个人，但事实上，楚庄王之所以选择宽容，乃是出于国家。腓特烈大帝十分鄙薄德语，但他却宽容了劝谏他的大臣——赫兹伯格，因为腓特烈大帝同样深知，只有将宽容建立在国家的利益之上，宽容才能为国家保驾护航。
宽容并不仅仅是一种品格，事实上，它更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的宽容，具有最强的感召力。正是因为老者宽容了借座椅越墙到寺外去玩耍的小和尚，小和尚才从此觉醒，最终成长为方丈的；也正是因为老师宽容了上课低头画自己的学生，对他说：“再加工一下，画得更神似一些”，才使他的学生最终成长为颇有造诣的漫画家的；韩信也正是因为容忍了胯下之辱，宽容了屠夫，才成就了自己之后的大将军风度的……宽容最大的价值在于使被宽容者觉醒，因为它是人心对人心的唤醒。
宽容只能存在于民族、国家，或者说人类的前提之下。
曼德拉的一生之中，存在着27年铁窗生涯的经历。但在这27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却并没有使他自己的意志消沉，反而通过修身养性，历练了自己的意志。他申请到一块菜地种菜，在做完苦工后每天还要打理菜园；他每天还要坚持在牢房里跑步、做俯卧撑和进行体能训练。此外，他还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在他出狱后，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出狱后，在他成为南非总统之际，曼德拉非但没有选择仇恨，号召南非黑人拿起长矛，反而任命之前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为副总统，并专门请曾经监管过他的两位白人作为嘉宾，握手言和：爱和宽恕比仇恨更重要。
曼德拉为什么能选择宽容？——因为他深知宽容并非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
【篇四：宽容并非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
尼采说：“伟大的自我意识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
我们讲宽容，那么，什么是宽容？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宽容并不是始于高尚，而是始于天然。”就像我们身上的缺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宽容我们自己的每一个缺点，否则，我们将面临无法面对自己的尴尬境地。
所以说，宽容乃天然，是我们与生就有的一种能力。当宽容成为一种高尚时，当我们站在个人的角度上讲宽容时，这种宽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宽容只存在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的前提之下。
曼德拉，反抗种族歧视的自由斗士。为了追求黑人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度过了漫长的27年监狱生涯。在这期间，虽然备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但他却反而磨练出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伟大人格；重获自由后，他成为了南非的首任黑人总统，但他放弃了仇恨和报复，选择了种族和解，由此而缔造出了一个平等自由的新南非；而在他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又选择了功成身退。不屈不挠，以德报怨，居功不自傲，不贪恋权力，其伟大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世界尊敬。
曼德拉为什么能够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27年的监狱折磨后，他能够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放在一边，站在整个南非的高度上选择了宽容，而不是在出狱之后发起战争。为了南非的统一与和平，他选了与白人和解。曼德拉已经站在了整个南非的高度上看待宽容，也就是说，为了整个南非，他需要对那些奴役黑人的白人宽容。出狱之后，他曾立刻发表了著名的出狱演说，号召黑人将长矛扔进大海，而不是拿起仇恨与屠杀的大刀，这说明只有整个南非的统一和自由才是曼德拉的宽容基石，而并非其个人的恩怨，也并非白人与黑人的对立与仇恨。当他走出囚室，迈过通向自由的监狱大门时，他就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自己其实仍在狱中。也许你会把这个“狱中”，理解为曼德拉对自我的牢笼，但事实上这个“狱中”却是选择仇恨之后，深陷战争的南非。
与此同时，在非洲的另外一个名叫卢旺达的国家，却发生了种族大屠杀。在那一场屠杀中，至少有80～100万人失去了生命，因为他们站在了个人的立场上选择了仇恨，而不是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选择宽容。
宽容，不是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
【篇五：宽容并非始于个人，而是始于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
安德鲁•马修斯在《宽容之心》中说了这样一句启人心智的话：“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但宽容作为一种高尚的品格，不应仅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而应站在国家、民族，乃至于人类的层面上谈宽容。
腓特烈大帝，这位因鄙薄德语而闻名、讲法语的国王，在他看来，除了与狗说话以外，德语不适合人们之间的任何交流，但当他的大臣赫兹伯格用德语翻译了一段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上呈给他，并表达了自己与国王的不同观点：“依微臣之见，德语译文之扼要明晰未必逊色于法语译文”后，这位伟大的国王却表现出了他少有的谦卑：“朕愚陋无知，竟与博学如卿者论及拉丁文学，尚请见谅，朕或思虑不周，卿莫介怀。”
尼采曾言：“伟大的自我意识，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毫无疑问，腓特烈大帝是站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方才选择宽容他的大臣赫兹伯格的。试想一下，如果腓特烈大帝并没有尼采所说的“自我意识”，那么，他就极有可能会与这位极为博学的大臣——赫兹伯格产生嫌隙，甚至冲突，进而有可能会失去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但是，这位骄傲的国王却选择了宽容，我想这也正是腓特烈大帝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曼德拉，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斗士，为了追求黑人自由平等的权利，他度过了27年漫长的监狱生涯，虽然备受肉体和精神摧残，但却磨砺出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伟大人格；重获自由后，他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放弃了仇恨和报复，选择了种族和解，缔造出一个平等自由的新南非；而在他的声望达到顶峰之时，他却又选择了功成身退，把执掌南非的机会留给了更年轻的人。不屈不挠，以德报怨，居功不自傲，不贪恋权力，功成身退，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他赢得了全世界尊敬。
曼德拉后来描述他出狱后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倘若曼德拉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暴力革命，以寻求报复，那么这个国家将永远处在血雨腥风之中，永远处在仇恨之中，南非将永远没有未来。毫无疑问，整个南非的自由和统一才是曼德拉宽容的基石，而非他的个人恩怨，也非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与仇恨。令人唏嘘的是，同是非洲大陆上的另一个国家——卢旺达却发生了种族大屠杀，至少造成80万至100万人死亡，因为与南非选择了和解不同，他们选择了仇恨。如若国家领导人将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那么这个国家将再无宽容可言。
苏格拉底说：“宽容不是始于高尚，而是始于天然，不应因别人的举止粗鲁而生气，正如不应因身体上有缺点而生气一样。”始于个人的宽容是否可以被称之为宽容呢？至少在苏格拉底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宽容只能建立在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