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可以分为“影子”“实体”和“光”。简而论之，“影子”是人们对事物的前见。“实体”是事物在现实意义上的概念，“光”乃是从“实体”中抽象出来的哲学本质。而我们，应当把从“影子”处获得的“前见”变为“预见”，以助我们看清“实体”和“光”，而不应当让其成为偏见。
“前见”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对待，很容易演变为“偏见”。因“前见”往往是我们由他人处，在无法仔细考察的情况下对某一事物的第一印象。那么按照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最不可信的证人就是群众”的理论，“前见”的真实性在群众传播事物时的添油加醋要大打折扣。但悲哀的是人的思维惯性使他们“总要去相信些什么”，而看似真实的“前见”就成为了他们相信的事物，于是人们就抱着对“前见”的轻信，在“偏见”的小道上越走越远。
“前见”引发的“偏见”是可怕的。在演义小说中，曹操是奸臣，苏定方是小人，有了小说的“前见”，这二人就被民众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都是十恶不赦之人，连看事精辟如蒲松龄，都在《聊斋》中写了好几个抹黑他们的故事，实际呢？曹操大力推行改革，实行屯田制，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变成“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的繁荣景象；苏定方是开唐功臣，正人君子，小说中算罗艺，杀罗成，害罗通都是子虚乌有之事。两下观之，不由得不令人喟叹“前见”所变“偏见”的可畏。
不只是常人，即使有头脑的人也会不小心让“前见”成为“偏见”。新文化运动何尝不是如此？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前见”中，传统文化就是愚昧的，落后的，腐朽的。于是全都不要，结果众所周知，把“金玉和破烂一起扫进了垃圾堆”。
所以，我们不应让“前见”成为“偏见”，而应辩证思考，让“前见”成为“预见”，“见一斑而知全豹”。那怎么做呢？已有先哲为我们指路。陈寅恪在《王国维碑文》中的“唯此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已体现方法核心——不为“前见”所困，独立思考。他自己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在答复郭沫若邀他出任历史研究院院长的信中，他就提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去研究历史”的主张。这不就体现了如何让“前见”不为“偏见”了么？
到了今天，不让“前见”成为管窥蠡测似的“偏见”尤为重要。老一代人对B站的“前见”引发的“偏见”的代际冲突的余热还未散去。国际形势中因“前见”引发的争执也屡见诸报端。英国脱欧，美中贸易战不都是因为前者对后者的“前见”成为“偏见”引起的？
“人只是一棵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但是他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的这句话启示我们拥有独立思维的重要性。面对新事物，我们也因冷静思考，莫让“前见”成“偏见”，而应让“前见”成“预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