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沈从文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他努力融入却格格不入的时代，他悲叹：“我的作品靠的是思，但现在首先要信，可我若以信开头，终究是长久不了的。”
信与思，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一个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的问题。信使事物简单，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毋需多言。思则要运用理智和经验，思虽不等于不信，但思对信本身就是一种诘问。
作为一个作家，沈从文陷入了信与思的深深矛盾之中。毫无疑问，他想要顺从时代，想要坚信，但他又不自觉地思考这股浪潮，思考他想信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就难免与他所信的产生冲突。毕竟，信仰容不得怀疑，而怀疑是思考的源泉。
而另一端，那个时代的受众们，明显更倾向于信。他们狂热地相信，因信仰是简单明了的，也是有力的。当然，这不只是那个时代的弊端，我们今日也同样如此，我们依旧不得不羞愧地说：确实，盲目的叫喊声比什么思辨的话语都叫得更响，并不是思考有错，也并不是思考使人软弱，而是人们无法接受他们需要反复认知事物的事实，但非黑即白的信仰能给人一种似乎绝对正确的勇气。
作家不是政治家。一个再冷静思考的政治家也知道他的事业需要狂热的支持者，因为“想要在房子里开个窗户就要有拆掉一堵墙的准备”。坚定的狂热主义者是政治运动的催化剂。
作家不是教主。任何一个教主，都偏爱狂信徒远甚动摇不定者。教主们的话是信众的玉圭，信众们需要的只是仔细听，并理解教主的意思。
但某种意义上作家是天然的政治家与教主。只要他们的作品仍在被翻阅，必然会有接受作家思维的受众群体存在。曾经由思考得出的，又成了另一种信仰。
王鼎钧说：“愚者言而智者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智者言而愚者择”。愚者该如何判断智者的话呢？是真是假，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毒的真相？
我们固然看见了愚民对智者的暴行，但也同样知道智者对愚者的欺诈。圣母招炮灰，英雄收小弟，领袖养打手，愿意相信他人的愚者往往受到更多伤害。用嘴炮说服，用理念吸引，用许诺诱惑，智者控制着愚者却又难以被发现。智愚相欺，我不知道这何时是个尽头！
但信与思，本就对立而统一。思考者需要信仰者，信仰者也同样需要一个能被信仰之人。愚者，智者之资，智者，愚者之师，也能说得通。
而沈从文的痛苦在哪呢？他想要纯文学，但世上没有纯粹的文学，他崇尚真善美，但真善美也只是社会生活中的次生概念，谈何纯粹？他想与时代不相伤，但作家的工作就是说话，而“再小的石子也能激起涟漪”，他只好溺心于历史，毕竟历史学唯一要求的是真实。
再看我们这个时代，信与思的问题也愈发激烈，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提供了互联网般巨大的平台。古往今来所有的教主、哲人、政治家在同一个大广场上相遇，他们的声音借后人之口激辩。当然，我无意于贬低信仰，因为信仰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但是信什么，怎么信，又一下子把“信仰者”分出高下来了，没有思考，就只是盲从。
总之，若要信，不如从思开头，或许能更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