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座城市作传

2021-09-20 16:33:40
为一座城市作传作文

任何一个厌世者都有他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我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说,在那个年代,有两三年,佐埃·阿坎每天都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首写日常生活的诗,广受欢迎。

我想,这真是个传说,他究竟写了什么,竟能说服大家从熙熙攘攘中腾出几分钟去看,而且马上就能看懂呢?难以置信。直到读到伊犁本土诗人松龄的诗歌。

第一次读松龄的诗是朋友指给我看的。那一期的《文学报》拿出一个版面刊登了伊犁三剑客的诗(亚楠、程相申、松龄)。松龄选的是《在城里,我看见一辆运煤的毛驴车》、《和母亲的一次电话》、《这么多年了,你还在写诗》。与亚楠、相申相比,松龄的诗显得轻巧、具体、朴素。不管是主动还是无奈,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满足于自己的小天地的。

在《运煤车》这首诗里,诗人把雪、毛驴车、卖煤人和卖火柴的小女孩、红泥小火炉连缀在一起,通过时空的交错,给我们刻画了一位现代卖炭翁的形象。在最后一节(第七节)诗人写道: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我擦身而过∕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你期盼的目光里∕我多想学学李白和杜甫∕买一块煤回家∕遗憾的是∕我的钢筋水泥∕筑成的小屋里∕早已盛不下昔日∕唐诗宋词里∕那盏充满诗意的∕红泥小炉。在慨叹民生多艰的同时,也对逐日消失的传统怅惘不已。

从这最初的诗里,我发现松龄的一个长处:诗歌写什么,标题里就交代清楚。对现代诗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常识问题,它表明作者是非常冷静的。而源于智性的冷静,是现代诗人最缺乏的。假如不得不举个反例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岛。

我敢肯定,假如你读过北岛后期的诗歌,肯定会有和艾伦·金斯堡一样的感觉:看不懂。我甚至怀疑北岛自己能否看懂(当然,它们是能解释通的,但讲得通和看懂是两码事)。这些诗歌肯定都是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下写的,包含了太多极度个人化的体会,结果只能拿时间、地点来命名,这也是北岛后期无题诗数量庞大的原因之一。而令人惊讶的是,北岛曾这样评价策兰:“从总体趋势上来看,他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破碎,越来越抽象。每个词孤立无援,往往只指向自身。他对抒情性回声的压抑,对拆解字义的热衷,使他慢慢关上对话之门。”

所以,给诗歌命名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松龄做到了。

在迷人的生活诗之外,松龄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自然风物诗,表达了对农业社会的怀恋和赞美,有一些作品还批判了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例如《寻找》),它们与生活诗一起构成了松龄独有的诗歌风景。

新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在《伊犁夜话》里写到,还没有城的时候,田野就在那里了,所以城市和乡村不是分开的,而是乡村的一部分。是呀,伊宁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绿树环抱、一水旁流、民居错落、花木幽深。在这里,现代化是被农业哺育大的,你爱城市,也爱农村。松龄诗歌里的人就是这座城市的人,风物就是这座城市的风物。活的人,自然的风物。你或许喜欢,或许无所谓,或许认为它们写出了普遍性,或许认为地域性依然明显(伊宁毕竟是座边陲小城)。但,它们至少是忠实的。忠实的像死者。

毋庸置疑,松龄是伊犁诗坛乃至新疆诗坛一位独具风格的诗人,或许是唯一一位没有掉进地域性陷阱的诗人。除了用词有时不够精确(这毛病很容易找到)、行文略嫌啰嗦(《冬夜》、《天气:雨夹雪》最后一段均可删去)外,几乎找不到硬伤。而当代诗人,除了顾城、海子、王寅,又有几个是基本汉语过关呢?

在我看来,松龄诗歌的最大缺陷是:无法使人难忘。

首先这是生活诗的本质决定的。显赫如辛波斯卡,她的名声也是由《越南》、《奇迹市集》、《桥上的人们》、《恐怖分子,他在注视》、《对统计学的贡献》这些非生活诗奠定的。因为,生活诗从本质上来说,是奥登所谓的“轻”诗歌,无论作者有意无意,它有点类似“通过特点和技巧获得一种有普遍的吸引力的‘胡话诗’。”这些诗能让我们眼前一亮,心有所动,但它根本无意去解决问题,它提出的问题也是似是而非的。

其次,总还和一个人的阅历有关。松龄长期生活在伊犁,过惯了书斋生活,多多少少限制了他的广度和深度,也让他降低了对自身的要求:与其说他写的是这座城市,倒不如说他写的只是自己。(如果松龄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参与了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他就可以给这座城市写编年史了)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艾略特所谓“历史意识”的问题。由于缺乏这种意识(借口很多),松龄愿意承担的是生活,而非苦难,他愿意写的也是生活。他放弃了诗人所特有的命名权和解释权,导致他的诗太轻。(松龄说过,他对诗的要求是,有新意,能看懂。)

不过话说回来,松龄仍极可能是伊宁人最喜欢的一位诗人。至少大家愿意抽出几分钟读完他的诗,并自以为懂了。

能读懂,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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