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生气是拿别人做错的事情来惩罚自己。”如此推敲，恐怕终得出一个“人不可生气”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不同意的。
且不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光看先哲孔子，曾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怒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圣人况有愠与不愠，倘若一味要求我们莫生气，岂不是掉入了朱夫子“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思想？
再反观龙应台之言，总觉得稍微欠妥。在我看来，怒与不怒，应界限分明，如泾渭之水一般分明。怒的标准，应是宽于日常琐事，而一旦触及原则性问题，必得化身为真的猛士，坚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然而，反观当下，尤忡忡于国人无“怒的标准”这一现象。被自我主义侵袭，我们的国人总是“当怒时噤若寒蝉，当宽时大动干戈”。面对社会中的不当行为，如偷盗，家长总是教育子女“不干己事不开口”，于是那个敢于怒指“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迷失了；纵使教育也只能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林森浩永远无法挽回发生的一切，药家鑫也难偿数条亡魂……缺乏这种意识，已是我们当下一重大的精神威胁。在此之下，国人或是成为丧失理智的二足野兽，或是沦为麻木不仁、好好先生般的迂夫子。
可叹江河日下，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个人精神的固陋不得不提，即中国文化里长存的国民性心理。自古以来，市井之中总有着小市民心理，自我思想。二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了脚，就变得牢固甚至顽固了。心里不自觉的，谄媚于强权，永无怒的底限；却欺凌于弱小，自得其乐，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吧。
除此之外，在经济风暴的裹挟之下，人们的精神日趋庸儒。不有怀念当初鲁迅先生于蒙昧之时点亮的精神火把。之时我们沉溺于享乐，懒于奋斗，以至于此火渐至于残烛微光。我们的生活已少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分明，缺乏一种临于群体之上的责任感，缺乏敢为人先的担当。于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鲁迅般的时代精神榜样，于黄钟毁弃之时，重扛先生的大旗。
我们应揣一颗爱憎分明的心，不断前行。虽路途漫漫，仍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