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并非不懂方言，但说出口的往往是些夹生的方言，生硬而不自然。我以前也尝试过用土话与父母交流，却被他们戏称为“外国腔调”，几次之后只好作罢。
是啊，在如此重视标准普通话教育的今天，许多父母早就不愿一字一句地教给孩子乡音了——这种无益于学习成绩的事物，何必让其来占据孩子们的大脑空间呢？
可是，我仍然不愿这样一种看似可有可无之物逝去，只因脑海中的这样一些画面：我紧捏几块硬币，菜贩们将鲜翠水润的白菜铺在木板面上，我拣起几束交出硬币，菜贩皱纹横生的脸上绽开笑容，怜爱地用乡音说着“好孩子”；夕阳用瑰色笼罩白石板铺成的广场，几个稚童互相扑打追逐，笑声在空中荡起涟漪，忽然间旁边房屋上的一扇窗被推开了，一位母亲喊着“归吧（回家吧）”，那声音足以让所有客旅之人心弦震颤；我疾步走向那扇敞开的木门，外公将身影嵌入门框，一向寡言的他见到我便慈祥一笑：“梅，珍外（孩子，真乖）”，那画面突然美好得让人想落泪。我向来珍爱土话中“梅”的这个称呼，每当母亲这么唤我时，便感到言语和软亲切，诸般爱意，都在那一刻拥诸舌尖。这样的情感，在一板一眼的普通话中，是很难感受到的。
可是，这样的场景，逐渐也只能存在于回忆之中。母亲曾有次在外地偶遇青少年时的好友，两人惊喜而自然地用土话攀谈着，对方满脸疲惫的脸上也终于现出光彩。母亲又指指身边的小男孩，询问道：“你儿子会说咱们的方言么？”对方微叹了口气：“哪里会呢？他从小在外地长大，他爸爸也不是我同乡，平时交谈都是用普通话。”接着她又开始和母亲讨论起大城市孩子外语学习的紧迫，压力之大，自己孩子有多。
我站在一旁，茫然地想着，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迁往外地，到时候，乡音是否真的还会有传承的可能？我猛然间心头一紧，几乎疼痛得不敢再想象它未来的宿命。
对更好未来的向往推挤着一代代青年涌向大都市，走向崭新的天地。外界的荆棘磨砺着年轻的身躯，逼着他们丢弃怀中一件件过去所恋之物。许多人开始回望归途，却又发现自己早已被羁绊在原地。
曾有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父亲与司机闲聊，问其是哪里人。司机说：“衢州，江山。”他又想了想，自嘲似地笑了，“小地方。你们应该没听过。”父亲大笑，用方言道：“哪个乡的？”司机反应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一刹，鼻翼微张，整个面部都骤然柔软下来，嘴角放松地上扬，眼中映着车玻璃外距自己无比遥远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他使劲动了动喉结，却很难说出话来。
我倚在后座的黑暗中，望着他脸上各种情绪的涌动，读着陌生人的故事，看到他心中的坚冰在父亲的那句乡音里融化成阳春三月里一弯和暖的山泉。
就像鲁迅心心念念的家乡的芸豆一样，乡音其实也不像记忆中那样动听。只是见到这些与故乡息息相关之物，脑中便会浮起父母的笑容，阡陌的芳香，烟火的温暖。无数回忆都盘纾于其间。身处荒漠般的大都市，见到这些记忆载体的一刻，万般柔情，涌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