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如是说。
的确，陶公性格率直，却悲其生于东晋，为污浊世道所不容。
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世人津津乐道，却不曾谈及他曾在刘裕府上当过幕僚。刘裕就是后来的南义帝。他初时认为刘裕是个值得投奔的忠义之士，便欣然前去。那曾想，刘裕竟同桓玄一样推翻东晋王朝，当皇帝的野心昭然若揭。他知道后愤然离去，从此归隐。
这并不能怪刘裕，只是志趣不同而已，有人可能会说此之说。
可若当时世道稍微好点，又何以至此呢？《陶潜传》中记载陶公性嗜酒，当彭泽县令时，便想种二公顷的高粱，因妻子的反对便匀了50亩来种稻。他自己也说过：“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饥冻虽切”，表明他经过了极度的心理斗争，终是做了归隐之决定。即使自己嗜酒，也终勺了50亩种稻，养活一家老小。由此可见，他知道自己有着养活一家人的责任，并非置妻子儿女不顾之人。可他竟宁愿生活贫寒。让家里人跟着自己受罪，也不愿跟着当皇帝的刘裕享尽荣华富贵，那世道究竟是着到何等程度？
陶公选择坚守本心，宁愿“草盛豆苗稀”，宁愿与农夫道“桑麻”，宁愿“饥则叩门乞食”，也要享受这“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与“饱则鸡黍延客”的淳朴。或许正如斯言，“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所以我喜欢陶潜，也想和他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