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无名之辈，是生活在这无穷世界中的一缕尘埃。
他出生在1923年，是我的外公。那是个动荡、贫穷的年代。家里除了他还有两个兄弟，懂事的他们都会帮着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艰难求生。
1939年，日军法西斯侵入南昌，他们无恶不作……他们的飞机就这么进了村。
他们不断空袭，从飞机上扔下炸药，无数的田地受损，无数的房屋夷为平地，村民死伤惨重。鬼子在村里肆意的抢劫搜刮，强奸妇女，掠夺无辜居民，残酷征劳役。许多村民带着干粮、水，躲到了北面的山沟沟里去，那里草密树高，躲在山的沟壑里并不容易被发现。而他却被几个鬼子抓去，家人悲痛欲绝，都以为不能再见到他了。所幸的是，他只是在厨房的地方干活，被抓去做了几天的饭后，终于被放了回来。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渺小脆弱，回去之后才知道，日军投放炸弹时，他的一个姑姑没来得及躲避，不幸被炸弹炸死，死的样子残忍可怕，据说下半身被炸得不见了，肠子掉出来，流了一地的血。
后来法西斯投降，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那一年他终于娶了亲。媳妇是一个小他13岁的女孩，结婚那年只有14岁。少女眉清目秀，贤惠淑德，无论是家中的柴米油盐，还是地里的播种收割，她都做的很好，可以很好的照顾他。他们一起在自家屋后开垦了一块菜田，他们种上青菜、辣椒，又在旁边种了甘蔗、桃子和橘子。在屋前种了柚子和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施肥松土。家里除了几只喜欢在院里乱逛的鸡鸭之外，还有两只狗。有陌生人进院子时它们凶悍的犬吠，吃饭的时间，又在饭桌下摇着尾巴等吃食。生活虽辛苦，却也过得清贫自在。
很快，他们有了孩子，他们一共抚养了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并不亲生的女孩。其中，第二个儿子在四五岁时，因得重病所以年幼夭折。生活很苦，可还是要继续。
在分田到户之前，外公曾是生产队的队长，外婆是妇女主任，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算得上有点威信。每天起早打稻谷。他们都以身作则，样样带头，重活累活都是抢着干的。他们起早贪黑做面和面粉，到了饭点，家里的女儿将做好的饭送去厂里。
不记得哪年冬天，外公同与村里的会计与另一人步行到两百多公里的另一个农场去办事，回来的路上碰到下大雪，因为没有车，他们从那么远带着用大杯子装着的狗肉冒着大雪回家。当时那个环境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当时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奢侈品，现在回忆起来，妈妈也笑说一点肉都从那么远带来。外婆经常到县里开会，早上单位提供的稀饭馒头，自己喝了稀饭，馒头留着，一个星期后散会，就用军装包带回家给兄弟姐妹吃。后来听妈妈提起，她也笑着说他们兄弟姐妹几个总是在门口等着妈妈回来，其实就是等着难得的吃的回家。
在那个年代，吃肉要用肉票，买米要用粮票，做衣服要有布票，甚至吃糖也要有糖票，凭票买货，外婆总是要各家各户发放票据。他们自家很少吃肉，衣服也只是过年的可能会做了新衣服，兄弟姐妹几个衣服都一起穿。家里的女人女孩总是打夜班纺纱，这时候，她们的母亲，我的外婆就会给她们讲故事，教她们老歌。有的时候还会到她们的学校里，上忆苦思甜的课，用红薯叶煮粥，做忆苦思甜餐，和学生一起吃。
分田到户后，外公外婆带着几个懂事了的子女到田里去，插秧、收割、除草，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扁担挑禾的时候，走在田里软黏黏的，鞋是穿不了的，肩上又沉重，脚上还会踩到垫马路的煤渣，脚上经常长水泡。
有一次在田里，突然间打风暴，下起了倾盆大雨，挑着扁担在身上，又是风又是雨，想走却走不动，可是扁担一定不能放，放了谷子就掉了，这肩上的担子，一定不能放。一步一步艰难的走，最终还是走到了谷厂。
家里姊妹多，生活条件贫困，买不起雨衣，种田雨伞也不方便，别说下雨了可以遮雨，就连平常的都是穿自家做的鞋，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但就算这么辛苦贫穷，他们的党费也一定是准时上交。
孩子都已长大懂事，大的姐姐哥哥会照顾着弟弟妹妹，他们的压力也稍微小一些，家里总是充满嬉笑的打闹声，说不出的热闹，这就是家的气氛。这味道就像是初秋时，前院树上的柿子，味道虽涩，但总是甜甜的。
到了年纪，他们经过熟人介绍认识了隔壁村的一个小伙子，他看人家老实可靠，便把大女儿嫁给了他，完成了这亲事。后来将收养的女孩，嫁给了自己的大儿子。最小的儿子也当上了村里的书记，最小的女儿去了日本工作，他们也不会闲着，或许是习惯了，还是喜欢在菜园里倒腾。
家里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阿姨，因为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所以在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就约定好，我也当做她的女儿，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妈妈一个妈咪，一个爸爸一个爹地。或许这对外公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称呼。我有印象我每次下乡的时候他都会笑嘻嘻的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你的爹地妈咪呢？”，而他也总在我回答“在日本工作啊”之后，哈哈大笑。
他喜欢坐在他的摇椅上，每到太阳正大的时候，会把摇椅搬到院子里，坐在上面摇一摇，看起来好不惬意，我也忍不住躺上去过，确实是无比的舒适。
后来我再大些，他的听力差了，和他讲话的时候都要特别大的声音，家里人带着他去配了一个助听器。我第一次看见他戴着助听器的时候很好奇，他向我解释，这是耳朵听不清了戴的，指指自己的耳朵，取了下来，又放在我的耳朵上，他的手指有很厚的茧，给我戴助听器的动作显得有一点笨拙。我明白之后又给他装回去，之后他就躺在那摇椅上安静的休息。
2011年3月15日，我的外公过世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经历白事，我记得我在哭，大家都在哭，当时似懂非懂，只知道以后见不到外公了，这或许就是对亲人不忍的割舍。
他是一个无名之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干过很多活，吃过很多苦，经历过很多艰辛的事情，他就是我的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