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名叫温安平，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1960年，12月，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妈妈就在这时降生了。当时还实行计划经济，物资极其匮乏，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全面紧张，市场商品短缺。为保障供应，控制销售，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好多物品纵然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粮票肉票等也少，外婆在怀我妈妈的八个月一块肉也没吃到，妈妈还是顺利出生了，在没有什么东西吃，甚至有时全家要吃野菜的情况下，妈妈长到了八岁。
八岁，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妈妈便跟着外公外婆去下乡，一起去的还有当时六岁的三姨和才一岁的五姨，大姨和四姨则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太外公和太外婆。
在乡下，妈妈一家住在生产队里的祠堂，祠堂有一个小操场那么大，大约分成三部分，旁边还有一口天井，妈妈一家五口就住在第一部分的两个小房间里，房里只有几张小床，不大的房间，床挤着床便占满了。当时一起住在祠堂的还有好几户人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灶台，妈妈家平时吃饭就是在第二部分，小小的第二部分也分为两个小份，一是简易的学堂，二是灶台等杂物。学堂里只有一年级到三年级，总共有十二个学生，一年级有四个，二年级稍微多点，有五个学生，妈妈就在这里开始上一年级，因为大家住的房间都离学堂很近，上课时老师便吹一声哨子，喊一句上课了，学生便从各个出口冒出来很快集聚在一起。当时，外婆要种田插秧，而外公在很远的人民公社上班，所以即使是在上课的时候，妈妈也要抱着一岁的五姨一起上课。特殊时期，课程极为简单，只有两种，一是语文，一是算数，语文课本第一面便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面则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说起来，妈妈还是有些遗憾，实在是没学到什么。
当时课程时间较短，在课余时间，除了帮外婆做家务，还要带两个妹妹，平时也是妈妈做饭，身高不够碰不到灶，就端凳子站上去炒菜。有时候需要四点钟就起来帮忙干活。
到了三年级，妈妈十岁的时候，外公带着一家人回到县城，妈妈接着在县城上学，到四点钟放学回家，妈妈也不能休息，还要帮忙打猪草，在喂完猪食后，妈妈还得和一群孩子一起去充满树木的公园捡柴火，这是因为家里穷困，没有钱买柴火，毕竟妈妈一家有七个小孩，四个大人，一共十一个人，负担极大。没有去捡柴火的时候，便在家带弟弟妹妹。做完了这些，至少也是傍晚七点了。从五年级开始，妈妈放了暑假就要去打短工，为自己挣学费，一趟工两毛，每天挣两角或一角，而学杂费是两块钱。妈妈的记忆里直到高中毕业也没有穿过新衣服的印象，平时穿的是大姨换下来的穿旧了的衣服，只有过年才能有件新衣，最好的衣服就是只有两块补丁的。
到了七十年代，妈妈高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妈妈便乘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下放到堪称荒野的地方，一起去的就十几个知青，那个地方离当地村庄很远，妈妈十七岁下放，在农村待了五年，三年在种地，江西种植的第一批赣南脐橙就是在那里生产，一天要打四个树坑，一个树坑就要一锄头一锄头地打下一个立方米，在那里的时候，很烦人的是遇到水蛭，不知不觉就吸附在腿上，卖相又十分糟糕。有时还会遇到蛇、蜘蛛，蜈蚣更是不可避免，在这样与虫为邻三年后，妈妈经过各种努力，在当地水库管理局当话务员，播音员，之后又经过考试，转编制为公务员，换工作后遇见了爸爸，接着恋爱结婚，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一直到生下哥哥，哥哥出生四个月便被发现地中海贫血症，原来是妈妈和爸爸的基因组合有几率导致疾病。妈妈带着哥哥辗转上海广州多地看病，结果却不容乐观。妈妈打定主意要治好哥哥的病，砸锅卖铁也不惜，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哥哥需要常换血，家里小镇却没有条件换血，只有去南昌，从此以后，每二十多天就要从镇子到南昌换血，当年的路太忐忑不平，当地的经济也十分萧条，这样的车一天只有一班，需要早上四点半就起床赶大巴，有时坐九个小时到，有时要整整十二个小时，其中的拥挤杂乱也是无法可想。到了南昌，哥哥在儿童医院换血，做手术，每次要两天，这样久了，妈妈慢慢学会了自己给哥哥打针，学会识别各种药。哥哥两岁那年做了个大手术，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切脾脏便能治好病，结果却让人失望，于是，妈妈带着哥哥继续治病。到了一九九六年，需要的医疗费用越来越多，爸爸妈妈在单位上班的钱已经远远不够支撑医疗费用，于是爸爸去外面打工，打工来的钱全用去治疗，妈妈的工资则负责日常。妈妈开始一个人带着哥哥去南昌换血看病，每个月都要来那么几回痛苦的十多个小时，因为换血需要时间，妈妈便带着几个装满生活用具的大袋子前去，没有地方住，便只能住在火车站，哥哥的病很特殊，不能感冒发烧，一到下雨妈妈就发愁，生怕哥哥感风寒，常常独自背着哥哥，一只手拎着桶一只手拎着包。这样一直到了99年，哥哥的身体状况好像越来越好，眼看着越来越有希望，妈妈便带着哥哥去深圳和爸爸一起过年，没想到，哥哥回来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还出现了并发症，即使精心照顾，各地求问医生，在00年后，哥哥还是去世了。
在02年，妈妈生下了我，2015年，妈妈退休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