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闻一多先生，是诗人，是学者，还是一个民主战士。它具有不同的身份，而且不同的身份性格也是迥然不同，就是这样的不同，让我明白了“说”与“做”的真正关系。
我眼中的闻一多先生，是诗人。1922年，闻一多先生怀着报效祖国的志向去美国留学，但在异乡的土地上，他尝到了华人被凌辱、歧视的辛酸。当他怀着一腔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提前回国，却只能失望的叹息。但是正值军阀混战，人们四处漂泊，他叹息，无话可说，于是他“做”了，写成了著名的现代诗《死水》，来诉述自己的失望与痛苦。
我眼中的闻一多先生，是学者。1930年，他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当时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他开始向古代典籍钻探，闻一多先生默默无闻，潜心学习。不知不觉中，他著成了《唐诗杂论》，《楚辞效补》。闻一多先生为了研究，常常忘记吃饭，无暇顾及自己的仪表。可是就算这样，他仍没说一句夸赞自己书籍的话。
做了再说，做了也不一定说。这只是他作为学者的一个方面。
我眼中的闻一多先生，是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作为革命家，毫不吝啬的说了起来。他高呼着“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那是多么危险啊！可是闻一多先生不怕，即使是警报迭起，他也毫不动摇那颗为党服务的决心，哪怕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闻一多先生是谦虚的代表，是忠诚的模范。他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