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向来是中华文化所避讳的话题。季路曾问孔子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不信鬼神，专注于人世间的事物，不把注意力放在死后，其本质是对死亡的回避。周国平说：“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一语道破中西哲学分野所在。
哲人与诗人不同。诗人往往直抒死之悲哀，发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感慨。哲人不满足于此，较之悲叹，他们更希望通过理性剖析死的本质。对于他们来说，要排除死亡的困扰，不能靠抒情，而要靠智慧。所以，凡是对死亡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无一不试图规划出面对死亡正确及理智的态度。当这种态度被构建得基本完善，也就成了一种思想。
例如功利主义。它主张追求“最大幸福”——既然死无法避免，就不必去考虑，重要的是好好活着，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最明智的态度。伊壁鸠鲁说：“死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死尚未来临；死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因而死与生者和死者都无关。”他提出，我们应当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享受人生的快乐。中国儒家学派尽人事、听天命的主张亦属此类。总而言之，重生轻死，乐生安死。这样理智的现实的态度为多数哲学家所倡导，也易于为一般人所接受。
上帝是公平的，他在人出生之时赋予他一切，最后又差遣死亡将其全盘夺走。任何人免不了一死——这常使人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安慰。假如情形倒过来：人皆不死，唯独我亡，那他一定会觉得很不公平，痛苦会因嫉妒和委屈增加数倍。除了英雄主义的自愿牺牲，共同受难比单独受难更难以忍受。人的灵魂被平分成两半，一方面，他渴望永生；另一方面，他又迫于终有一死的肉体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少的君王都曾寻求过“长生不老药”，想以此达到永生。
那永生是否值得向往？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被最早沉思死亡问题的哲学家漏过。卢克莱修说：“我们永远生存和活动在同样事物之间，即使我们再活下去，也不能铸造出新的快乐。”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一个人在此时或几千年后看到的同样事物，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天下将不会有新东西，永生不值得向往，且是荒谬的。
死亡像太阳般不可直视。然而，即使扭头不去看它，我们仍然知道它存在着，感觉到它正步步逼近，将它的可怕阴影投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死亡迫人思考，因为它是世上最确凿无疑的事实，它不可避免。但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又会觉得不可思议——人人都会被投下这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怎能让人无动于衷呢？人生的终点是死，而死又意味着生前意志的绝对虚无，那人生岂非是虚无？是，也不是。对于历史，个人的意义接近于无；但对于个人，历史的意义也接近于无。在历史面前，个人何其渺小；在个人面前，自我却是一切。
如果能像功利主义那样不去想死亡，或是把它当成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倒不失为一种准幸福境界。遗憾的是，这一点除了愚者及历尽沧桑的智者，很难做到。一个人如果曾因想到死亡而感到真正的绝望，他的灵魂深处从此会留下几乎不愈的创伤。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太习惯了，对于死却很陌生。想想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活着，从未死过！人们常把死亡比作是无梦的长睡，以此安慰自己。可两者区别一目了然：酣睡的痛快在于醒来后感到精神饱满，长睡不醒，还有什么痛快可言？
像死亡般的无感状态绝不能说是幸福。世上一切美好，都是以有感觉为前提。人之所以恋生，正是因为活着能感受到周围世界带给他的各种感受。人之所以厌恶死，也是因为死剥夺了他感受这一切的可能。死不是长睡，而是永远不在场。
死亡是个体意识的绝对毁灭。倘非自欺欺人，从中绝找不出正面的价值来。然而，思考死却有价值。它能让人以超脱的心态面对世事。
向死而生，生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