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他们一见钟情时说起。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傻傻地对杨绛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听后，杨绛也赶紧地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然后他俩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相遇相知，一起经历刻骨磨难，共度此生。
《我们仨》这部作品不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都老了”，寥寥几笔，可以看做为全书的序言，以老人的梦引出背后离别之意。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这是一个“万里长梦”，用隐喻的手法记录了丈夫钱钟书与女儿钱瑗缠绵病榻的最后两年时光。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它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深情再现了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恬淡相守、与世无争的日常，从两人二十多岁一起去剑桥大学读书开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钱瑗与钱钟书先生的先后去世，从此“寓所”变“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为他们的相遇相知而感动。
钱、杨的结合，符合我心目中才子佳人式爱情的范本。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类似徐志摩的抛妻弃子式文人依旧数不胜数，他们或受西式文化影响过甚，或受传统男尊女卑文化荼毒，在爱情和家庭责任方面鲜少担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钱、杨的爱情愈发使我觉得难能可贵。这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一幕便是杨绛怀孕时，钱钟书谆谆嘱咐妻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感动之余细评，顿觉这是钱钟书对妻子最美妙的情话。杨绛在文中随后自我调侃道：“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认为“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才好”，可见在杨绛的眼中，自己并不是完美无瑕使人满意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自己都不甚满意自己的妻子，钱钟书却只要一个与她类似的女儿。社会上的“重男轻女”思想皆不足道，有的只是二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为他们的不离不弃而感动。
“钱家的媳妇不好当”。30年代末，有人邀请杨绛担任苏州振华女校校长，钱父钱基博很不认同，认为女人“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而杨绛父亲对钱博基的态度也十分不满：“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最后杨绛还是违背了公公的意愿去当了校长。这背后，钱钟书的理解和支持必不可少，最终安然度过了这次家庭内部纠纷。而在面对外在磨难方面更是如此。1966年“文革”爆发后，杨绛是最早受冲击的学者之一，比丈夫钱钟书还早三天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向来温文尔雅的她很快被罚扫厕所，时不时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甚至还被剪了“阴阳头”。1970年7月，她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虽与丈夫团聚，但终究被累病倒了。直到1972年，二人才被“特赦”回京。杨绛在书中谈到“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钱钟书亦深情表白杨绛：“从此我们只有死别，而无生离。”钱、杨二人的豁达乐观和不离不弃正是顺利度此劫难的关键所在，尤使我为之幸甚。
为他们的平淡真实而感动。
我们仨的家是一个处处透出平凡真实的三口之家，这个家里有“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这个家里有杨绛生钱瑗后住院，钟书“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这个家里有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而吵的架，最后“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这个家里还有吃虾时杨绛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但刚剪得一刀，活虾在手里抽搐便吓得逃出厨房：“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然而钱钟书却跟她进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类似的生活点滴不胜枚举。杨绛先生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然而杨绛的那句“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终使我明悟，书中第二部分催钱钟书上路的，正是无情的时光。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
二零一六年初夏，杨绛去世。
他们仨从此团聚，不再死别，亦无生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