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皎明月，高悬于苍穹，非人皆可掇之。故以诗为水，以水为鉴，致月影聊盈生命之趣，觇存在之妙。
“最后一位女先生”叶嘉莹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人的存在与诗交融的画卷。然而我认为叶嘉莹先生的存在与诗的融合并非因为这是特例，而是因为诗与存在本身密不可分，它们浑然一体，如同水溶于水。
依我之见，人的存在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充足或充盈，而是对外界事物的所思所感，是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即发觉有一个有别于物的“自我”。诗是对人情感的剖析，对生命中细微触动的极力抒写，有时甚至不必动笔，只是见物触情，脱口而出，或心有所动。诗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诗也因自我的日渐明晰丰富和人生阅历的丰盈而发展成熟。叶嘉莹先生指出对诗人的认同有三个阶段：“在李商隐阶段是往深里走，在陶渊明阶段是把自己的品格建立起来，在杜甫阶段变为广泛的博爱，和广大的关怀。“叶嘉莹先生自己也在经历了台湾白色恐怖，海外授课，回归祖国后，诗歌境界逐步扩大，至于吟出“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同时她的诗歌也时时体现着她的心境，无论是《哭女诗》中“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使欢笑但余哀”的痛失女儿之悲，还是《鹧鸪天》中“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对后人的期待，都见证了她不同生命阶段的存在。由此可见，诗是与自我的沟通，与“我”的存在相傍相生。
诗不仅是与自我的交流，更是与他人的互通，从而实现“我”与“他”的互融，达到单个生命无法达到的境界。人生如梦，一个人的生命如同白驹过隙，但他的所思所想，即他的存在却同他的诗歌流传到后世，从而有机会得到几声回响。当我们读诗时，便“有一种共鸣，叫诗人的生命在你声音里面复活。”我们便使我们的存在挣脱短促的生命，得以充盈和升华。而人思想和“阅历”得到扩大后，往往会有更为旷达的境界。叶嘉莹先生的友人评价说叶嘉莹仿佛能将一切悲痛“弱化”，看淡常人无法承受的哀伤。面对在自己本应安享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之年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叶嘉莹能从重压的令人窒息的绝望中挺过。我想这与她在诗中获得的众诗人面对死亡的经验不无关系，如同大人不会如同小孩一样为阴雨无法出门而气恼，她“经历”了太多人生，她丰富的存在使她得以面对一切可能的苦难。诗歌是诗人们人生的共享，让我们的存在得以从生命的囹圄中突围。
诗既然和存在互通有无，水乳交融，必然不是难以得到的。但是反观今日，在一个资本红利被父辈中的佼佼者蚕食殆尽的时代中，人们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996的生活和不断内卷化的世界，逐渐被资本在“祛魅”后“赋魅”，面对物质对自我存在的异化，我们欣然的接受，从而放弃了生命中的诗，也就放弃了我们的存在。叶嘉莹先生察觉到了这一点，并痛心疾首，她于中国高考恢复那年返回祖国，为一腔热血却迷茫无助的年轻人喂以诗的养料。直到今日她依然以百年之躯脱身于诗歌的推行，希望能给诗意饥渴的人以救济，让诗与人的存在得以在资本的夹缝中生存并延续。
掬水月在手，让“我”存在于我，让“我”存在于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