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非洲》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描述：
欧洲与非洲对于“公正”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两个世界的观点大相径庭。在非洲，抵消已经发生的灾祸和不幸，只有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补偿损失，至于背后的动机，他们从来不去深究。
由此可见，对于正义过程中的动力学机制，非洲朋友是不大考究的。我们知道，英美法系在强调程序正义的同时，尤为注重对犯罪动机的考察。包括在中国，审理案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证实犯罪动机。在英美法系中，没有动机的犯罪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动机的犯罪，在英美法系话语体系下，似乎是与精神病同位的。
当然，英美法系语境下，光有犯罪动机是不能被之治罪的。
而非洲，似乎程序和动机，在事实面前，都显得更为次要了。按照《走出非洲》的描写，他们的法律体系是偏向受害人的，即，只要有人收到损失，法律机制必须保证有人作出赔偿、付出代价。
或许，这是一种来自古老部族最原始的智慧吧。当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偏向弱者，也可以选择偏向程序正义。但问题是，有时，弱者追求程序正义的成本是巨大的，他们既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财力和人脉来撼动法律体系，促使权益必然得以维护。
这时候，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保障受损者的利益必然得以维护，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或许，我们听惯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论调，但是我们是否该认真思考思考，究竟是强者的利益更为重要，还是受侵犯者更需要保护。当二者冲突的时候，究竟社会伦理机制是否应当介入，使得事情得以妥善解决，或许，这是讲求程序正义的法系不能完全保障的。
毕竟，同情弱者，是人类的本性。切莫在一丝一毫的利益之争中，丢掉了恻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