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主要阐述的就是法与情的关系。所谓“情”，其实就是人们在道德层面上的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中，道德与法律本不相矛盾，它们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但在本部电影中，似乎连警察曹斌都因无法理清法与情的关系而放弃案件，那么，这部电影中法与情的关系，真的就这么复杂、或是说——非常矛盾吗？
先试想一下。假如一个人去抢劫银行，目的是为了凑钱给母亲治病，那么，他的犯罪，会得到应有的处罚吗？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处罚能不能根据他良好的出发点给予减轻的问题。这个例子虽然与影片中的问题不太相像，但至少能说明：不论出发点如何，犯了罪就要受罚，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法律层面的。不能说我们不制止出发点好的犯罪，这样，社会将会混乱不堪。而情，也就是道德，其实是带有主观性的。它并非能够像客观法律那样平等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对于这个例子中的抢劫犯与他的母亲来说，他做的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一件善事，因为是要凑钱给母亲治病。而对于银行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银行可能不一定觉得这是一件善事，因为道德不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银行没有义务去把它定性为善事并因此原谅这个抢劫犯。相反，银行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不管这是不是善事，银行都有损失。因此，在银行的角度上来说，不应对抢劫犯的刑罚给予减轻。并且，抢劫的行为也扰乱了社会治安，甚至可以说，是有辱人民币尊严的行为。因此，孰轻孰重，还需要进一步的判决。
回到我们的影片上来。影片的后半部分中，程勇卖印度药，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单纯地为了救人，同时，就当时来看，这款药确实也对病人的病情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减缓作用。但是，卖印度药所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法院为什么要对程勇作出处罚，一定有他的理由。一、程勇卖印度药，侵犯了瑞士格列宁的版权。众所周知，生产药品是有版权保护期的。一旦过了药品上市的头几年，众多厂家就都可以合法生产该药品，“物以稀为贵”，那么到那时药品的价格将会直线下降。而研发一种药品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所以药品研发商只能在版权保护期内赚回本。诚然，生产一种药品确实不贵，贵的是知识产权，是研发过程，这才有盗版药极为便宜的现象。二、大量地售卖盗版药将会影响正版药的销量，这样药品研发商就难以赚回本。如此一来，研制新药物就成了亏本的生意。这将大大打击行业内研发新药品的积极性。到那时，还哪里有药呢？三、卖盗版药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妨碍社会管理秩序，起初程勇是以盈利为目的，属贩卖假药罪。但即使后期不以盈利为目的从而不构成犯罪，他仍然扰乱了社会秩序，尤其是将盗版药贩卖扩展到外省。这将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四、卖盗版药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国家形象，容易带来负面的国际舆论，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本案中涉及中瑞双方，所以案件很容易就从对个人的评价上升到国家层面，让外国人给中国贴上“卖盗版药”的标签。这将在其他领域都严重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涉，尤其是经济领域。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药未获得许可证，电影中也提到，印度格列宁属违禁药，一旦服用出现问题许多医生是拒绝治疗的。我们难以保证印度药的质量，也无法保证吃了印度药的患者会不会出问题，这将严重威胁他人的生命健康权。
案件分析到这里不难看出，选择的角度不同，案件的性质就不同。可能有人会说，判决了程勇，中国人的良心会痛，以后大家都吃不起药，都只能等死。诚然，这是中国在药品引进时的制度所导致的价格问题。也许制度不合理，但不能用违法的方式表示抗议、促使国家改进制度。任何时候，法都是强制性的。社会中的很多事都会涉及多方利益，而法律的存在，就是综合多方利益，给出公民一个客观的行为准则。因此，最终法院的判决，也给予了程勇一定的减免。情，本来就是主观的，有人同情程勇，那也一定会有人同情瑞士格列宁版权受侵、销量锐减。道德与法律本不相矛盾，矛盾的是，我们常常，考虑得没有法律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