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展出了12天的16。5米高的巨型充气黄鸭突然“漏气”，瘪瘪地漂浮在维港海面上。“香港方面称，充气大黄鸭在港不幸爆掉，乃大陆沈阳某旅行团的胡某扔烟头所致。此旅行团13日晚搭载豪华客轮‘莫利亚第’号经过大黄鸭旁，胡某向其投掷了30个点燃的烟头并向周围游客表示‘不信弄不死你’，昨晚大黄鸭倒下后经导游指认港警已将其收监”这条微博在网上疯狂的被转载，大部分人都在指责这位游客的素质低下没有教养。后来香港官网证实，大黄鸭并非人为损坏，泄气由于主办方对大黄鸭进行例行检查。后记者调查得知，根本不存在莫利亚第号客轮，大黄鸭没有收到蓄意破坏，港警也没有收监过沈阳胡姓游客。
为什么之前转发微博的网友没有一点点判断力？他们一定是怀着满腔的愤怒与不满点下转发键的，然后再暗自骂一句：有些人怎么这么没有素质！但是，再想想，他们是真的没有判断力吗？如果故事的可爱主人公变成特首梁振英，那结果如何呢？如果变成李嘉诚呢？那么大家会不会对这个恶作剧一笑了之？很可惜，具有主角光环的人是我们，是我们大陆游客，所以才使得故事顺利的发展下去。
一说到大陆游客，大家好像脑袋里都会浮现出这样的标签：没素质、没教养、没道德等等，所以大家才顺理成章的将大黄鸭漏气的事儿与咱们可亲可爱的大陆游客联系在一起。这里好像存在着一种“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的心态，把先所有的大陆游客一棒子打死，再挑出这个典型来单独批斗。所有的大陆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被一起贴上了很多标签，就像写在脸上的字一样，把脸取而代之，变成了崭新的第一印象。
标签化，并不是指简简单单的贴标签，而是指对某一特定的群体的挑剔和偏见，而且从来不加区别与判断，全部一概论之。这个东西，基本相当于有色眼镜，会扭曲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无法客观的做出判断和评价。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标签化呢？
标签化源于内心的不平衡。一说到“富二代”大家就可能想到杭州飙车案的胡斌，认为富二代都是这样的，过着迂腐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性情轻浮，视人命为草芥；可是大家不知道，还有像李嘉诚之子李泽钜这样沉稳低调的富二代。一说到“官二代”大家有可能都会想到前一段儿风靡网络的“我爸是李刚”，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据调查，李启铭说话时是边哭边说，态度很是害怕，他说他叫李启铭，他爸是李刚，说话时带着酒气，而且语无伦次，还说出了事他愿意负责任，千万别跟他爸说，样子有点恐慌，但并无张狂的态度。可是这句话，被媒体舆论以猖狂的态度炒得沸反盈天！这个扭曲的事实在各个角落散播，可是后来经过调查，被澄清的事件，却几乎无人问津。一说到“官二代”，我们总是跟权力联想到一起，想到官员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仗势欺人，去欺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自然，我们首先在心理上把受害者当成弱势群体，表现出我们应有的同情心。之后，再加上仇富仇官的心理，由于内心的不平衡，去唾弃“富二代”“官二代”。再加上那句被舆论加工过的“我爸是李刚”，才导致了网民对李启铭的，或者是对“官（富）二代”的滔天愤怒。我们不平衡于家庭出身的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们眼红，所以我们嫉妒，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给“官（富）二代”们贴上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标签，所以我们不断地对于真实的事件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所以我们不断的自欺欺人的鼓吹官员以权欺人仗势欺人，所以我们不断地通过颠倒黑白来满足内心的不平衡感，对吗？
标签化源于内心的惯性。就像，大陆游客一样，首先被贴上没有素质的标签，后来惨遭诬陷。就像，九零后，总是被贴上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烈、过分自我和追求个性等标签，而且好像很多人对九零后都不是特别看好，总是认为九零后不行，有个什么青少年犯罪之类的恶性事件，总是被反复强调“九零后”这个名词，但是如果有九零后做了好事儿或者自强自立，“九零后”这个词，就会忽然消失。看来我们的长辈对我们很是关照，害怕我们骄傲。这是由于群体较大部分先前有过前科，所以群体整体似乎被理所当然的贴上统一的标签。有点儿类似于文革时候的查三代，如果我有一个亲戚跟国民党有关系，那我这个人就是反革命右派。这种惯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大多数人看来，合乎情理，那是因为他们是旁观者，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被人们的惯性贴了标签，那我们就会明白这种事儿的荒诞。
标签化，其实，是一个可以令人理解的现象。没有人能够一直保持理智清醒，没有人能够一直不被外界所干扰。每个人都有热血沸腾愤懑不平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以标签去看待别人，因为人是不断在变化的，更何况那是统一生产的劣质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