掂着精心准备的礼品，满怀祝福，我从大年初一走到初五。迎接祝福的欢声笑语和美酒佳肴，醉了血脉亲情。
初六，我的脚步停歇在家。早上起床，看着冰箱里满满当当的食材，我却为做什么饭而发愁。去亲朋好友家拜年，每逢吃饭，孩子们手里的筷子总是懒洋洋的。孩子们并不挑食，只是单纯的不饿。每天接连不断地整桌大席，把他们的胃撑得满满的，常常是这顿的还没消化殆尽，下顿的已经摆满餐桌。
记得我和孩子们仿佛年纪时，我的肚子似乎从来没有吃饱过。
我们姊妹八个，我排行老七，母亲经常讲起我刚出生的时候如何瘦，因为没有奶水吃，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为了让我活下去，他们差一点儿把我送人。所有这些我当然不记得。
我只记得那时候真的很馋，什么都吃，草地里的蒲公英、茅芽、马齿苋，树上的槐花、榆钱，地里的蚂蚱、蟋蟀、瞎头碰、屎壳郎……只要能吃，就绝对不放过。
夏天，爷爷在村外看烟炕，晚上就睡那儿。第二天一早回家，总会带上几只烤熟的蝉蛹。那是爷爷拖着残疾的腿，用了大半夜的时间逮到的。他自己不舍得吃，在烟炕里烤好后，带回家给他馋嘴的孙子孙女。为了吃到焦香的蝉蛹，我们要赶在爷爷回家之前起床。爷爷带回的蝉蛹多的时候人人有份，如果少，起床晚就吃不到了。
那时候夏天的西瓜很大，西瓜子也很大。一个西瓜切开，我们抢着给长辈们送，谁送的，吐出的西瓜子归谁。把西瓜子在太阳下晒干，用塑料袋包好，藏起来，等到过年吃。可那时的我们，常常忘记藏西瓜子的位置。
冬天，奶奶屋里总燃烧着一个大树疙瘩。抓一把玉米粒埋在燃尽的木灰里，“嘭”的一声，玉米炸开花，从灰里蹦出来，赶紧捡起塞进嘴里，常常吃一嘴灰。到了晚上盛一碗凉水，放在屋檐下冻一夜，早上就成了冰坨子。把碗放在凉水里泡一泡，冰就会和碗分离。捧着冰坨子，姊妹们，你啃一下，我咬一口，一个冰坨子没吃完腮帮子就麻木了。
记忆里，家里的红薯特别多，从秋天吃到收割麦子。每次开饭前母亲都会先端上一筐煮熟的红薯。就着热气，姊妹们一顿哄抢。红薯吃多了，一大锅汤面条就会剩下。晚上热一热，稠乎乎的，端起碗，哧溜一下，有点儿烫嘴，赶紧咽，又烫到了心，可还是迫不及待地去哧溜第二口。如今家里的面条剩下，晚上无论怎么热，也热不出童年那个味。
小时候，村西有一个很大的苹果园。苹果成熟时，二姐常常背着大人带我们去偷苹果。偷苹果要趁下雨天，并且是大雨，不然会被人逮到。苹果园四周是高高的土墙，根本无法翻越。早几天姐姐就踩好了点儿，我们赤脚冒雨溜到围墙排水孔处。瘦小的我和弟弟脱了上衣被姐姐推进洞里。围墙里面遍布蒺藜，一脚踩上去，疼得呲牙，顾不得拔掉扎进脚的蒺藜，飞奔树下，摘下苹果用上衣兜好，顺着洞递出来。偷来的苹果不能带回家，父亲是大队干部，生性秉直，断然不允许孩子们偷公家的东西。如果吃不完，就找一个麦秸垛，塞到里面，日后慢慢吃。
我们村外有大片的芦苇，编席是村民们的拿手好戏。生产队解散后，父亲常常带着编好的苇席去很远的地方赶庙会。每次回来，无论席卖的多少，父亲总要带回些零食：一把花生、几根油条、几个包子……所有这些都得先让爷爷奶奶尝尝，然后我们姊妹分吃。那一年，父亲买回来一小兜油条，刚好一人一根。四姐拿到油条后，突然躺在地上大哭起来，说分给她的油条比分给三姐的油条瘦。
过年了，家里会买一块肥多瘦少的肉，一小部分和着红白萝卜剁一大盆饺子馅，另一部分带骨头的在锅里煮熟。煮肉的水糟上一锅萝卜片。煮熟的肉先做刀头，祭祖先，然后用来招待客人。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会躲得远远的，客人前脚出门，我们后脚进屋，桌上用来招呼客人的肉菜在父母送完客人后，总会被我们一扫而光。
最好吃的莫过于货郎担子里的夹米糕，一种白色，像猫耳朵大小的食物。每每听到货郎摇拨浪鼓的声音，赶紧拿出自己捡的破薄膜，破鞋底，碎玻璃……有时候也会把奶奶塞进墙缝里用来换针的碎头发偷偷拿去。
……
“哇！妈妈，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孩子们一边夸张地称赞一边帮忙摆碗筷。
一家人围坐餐桌旁，我看着孩子们不紧不慢的吃相，幸福突然由心而生。现在的我们天天都在过年，冰箱里的鱼、肉从来没有断过；水果盘里总是堆满了各种新鲜水果；孩子们喜欢吃的小零食，家里随处可见。那些留在我舌尖上的记忆，孩子们不会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他们也不用去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