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下午，第二节下课之时，数学老师走了进来，说：“把东西收进书包，再找几个人搬下桌子，下节课要拍大合影。”我收完东西，上了厕所准备去拍照。可是在哪儿拍呀？我想：可能是在操场台子上拍吧，操场台子上也确实有不少人呢！
上课铃声响了起来，台子上的人“一哄作鸟兽散”，转瞬即逝。我们尴尬地走向彩虹馆附近，只见有数百人在彩虹馆内外追逐打闹，外面还有数十张桌子。不一会儿，摄影师来了，他将镜头对准桌子。“奇怪，他是要拍桌子吗？可是拍桌子有什么用呢？”我不解地想道。这时，孙老师见摄影师来了，就说：“把队排好，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按个子高矮排！”
我们排好队，汪晟清点好人数后，摄影师把男生按照各自从高到矮的顺序排队站在桌子上。摄影师说：“女生从另一边上，小心一点儿！”终于在男生仅剩下三人时，桌子上站不下了，而摄影师也无暇顾及我们三人，他去把二班按照同样被顺序站在凳子上。只有两排凳子，而一排老师要坐，一排让二班站上去了，三班只能站在第一排凳子和第二排凳子之间的缝隙之中。就这样，我们被“遗弃”在了太阳光之下。而老师坐的那一排剩下的位子，让我们这些被“遗弃”的人自由竞争了。最终我没抢到，只能蹲在那一排椅子前面了。
大合影在摄像师手指按动间快门的“咔嚓”声及我们的“茄子”声中拍好。在我们搬着桌椅准备离开的时候，老师叫住了我们，说：“哎哎哎，等一下，还有班级大合照没有拍呀！”话音刚落，队伍里响起了一片哀嚎声。老师出言安慰了一下：“搞得很快的，一两分钟就行了。”大约五分钟之后，我们拖着疲惫的、几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回到了教室。
星期三早上，何烨对我说：“听说昨天的大合影校长没拍进去，今天要重拍。”我说：“不可能吧。”可是现实的一巴掌狠狠的扇了下来。早读快结束时，数学老师走过来说：“大家把东西收进书包，把桌子搬下去，今天还要拍。”
我端起桌子，感觉自己能搬过去，但王富国说：“我帮你搬过去吧。”我问他：“你桌子呢？”他回答道：“朱恩博搬走了。”
楼下校长特意找了个阴凉地方，让“大部队”转移阵地。我一看地儿，心想：这次绝对不会被太阳光晒到了。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到我站上去的时候，上面没有阴的地方了，即便后来挤了挤，也还是被晒到了一半。唉，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呀。随着摄影师手指的颤动、快门的“咔嚓”声，这天的罪受完了，解放！
第二天，星期四一大早，汪欣怡对我说：“昨天拍的效果不好，一边阴一边亮，又有四五个人没拍，今天可能又要重拍。”果不其然，下午数学老师说出了那句我们已经听过两遍的话，然后又是将桌子搬下去。熟悉的道路、熟悉的阳光、熟悉的话，唉——这一次，我们谁都被充足的阳光“照顾”了一番。随着快门的“咔嚓”声、“叮铃铃”下课铃声，我知道，今天的“照片罪”，我坚持住了！
听说，校长对星期四拍的照很满意，那就太棒了！我宣布：“照片大改革”完美结束，各“小组”解散，宣布完毕！
